国会请愿运动在上海爆发。数千人聚集在张园，举着\"速开国会\"的横幅，要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直隶、湖北、湖南等地纷纷响应，山西咨议局议长梁善济甚至带着百名议员徒步进京请愿。载沣在养心殿召见请愿代表，温言安抚：\"朝廷自有定夺，诸卿且回。\"（《宣统政纪》）转身却对奕匡说：\"这些士绅越来越放肆，当稍加惩戒。\"
半年后，第二次请愿的规模更大。立宪派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征集到三十万人签名，各省督抚也联名上奏\"请速开国会\"。湖广总督瑞澂、两江总督端方等封疆大吏，眼看革命党活动日益频繁，希望借立宪稳定人心，在奏折中警告：\"若再拖延，恐生不测。\"（《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载沣虽感压力，却仍以\"筹备未竣\"为由拒绝，只答应\"再缩期限为三年\"。
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第三次请愿运动达到高潮。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奉天（今沈阳）的请愿群众甚至冲击总督衙门。资政院（相当于临时国会）也通过\"速开国会\"的议案，一致要求1912年召开国会。载沣震怒，下令将奉天请愿领袖浦殿俊等六人\"发往新疆效力\"，又令各省督抚\"弹压请愿群众，勿令滋扰\"。（《清实录》）
在天津，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得知消息后，砸碎了案上的茶具，对议员们说：\"和平请愿之路已绝，吾辈当另谋出路！\"（《孙洪伊年谱》）部分立宪派开始转向革命，四川咨议局议员蒲殿俊暗中与同盟会联系，湖南的谭延闿也派人到东京，与黄兴密谈合作可能。张謇虽仍抱幻想，却在日记中写下：\"民望已失，清廷危矣。\"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名单一公布，举国哗然——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竟占7人（载沣之弟载洵、载涛等），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匡，此人以贪腐闻名，民间有\"庆氏公司\"之称，各省咨议局纷纷通电反对：\"以皇族组织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相背，请另组内阁。\"（《东方杂志》）
张謇正在汉口考察实业，看到内阁名单后，当场呕血。他连夜给载沣发电报：\"今设内阁，仍蹈专制覆辙，人心离散，恐兆土崩。\"（《张謇全集》）白话文的意思是：如今设立内阁，仍然重蹈专制的覆辙，人心离散，恐怕会出现国家崩溃的征兆。但载沣回电只有四个字：\"毋庸置喙\"（不必多嘴）。这位摄政王还在做着\"皇族集权\"的美梦，却不知自己已亲手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皇族内阁\"的成立，彻底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面目。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痛斥：\"清廷之所谓立宪，不过是'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吾辈已无可再忍！\"（《饮冰室合集》）连一直支持立宪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此时已去世）的门生们，都纷纷加入革命党。
更致命的是，\"皇族内阁\"推出的\"铁路国有\"政策，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宣布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却把路权抵押给列强，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率数万民众请愿，被总督赵尔丰开枪镇压，造成\"成都血案\"。这场风波迅速蔓延，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夜空。消息传到北京，\"皇族内阁\"惊慌失措，总理大臣奕匡竟在会议上哭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辛亥殉难记》）载沣试图调兵镇压，却发现袁世凯已被他罢黜，北洋军不听指挥。此时他才想起张謇等人的劝告，急令\"解散皇族内阁，另组责任内阁\"，但为时已晚。
宣统三年十月（1911年11月），张謇在南京接到清廷的\"罪己诏\"，其中承认\"预备立宪未能实行，致失民心\"，并承诺\"速开国会，公举内阁\"。但这位立宪派领袖只是淡淡一笑，将诏书扔进废纸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