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它证明了中国人无需依赖洋人，也能掌握近代工业技术，为后续的军工企业提供了技术与人才储备。徐寿之子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中回忆：\"安庆所造器物，虽简陋粗疏，然开中国机器制造之先河，其后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皆由此发轫。\"
安庆军械所的发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资金短缺是首要难题。军械所经费全靠湘军军饷拨付，而湘军长期与太平军作战，军饷常捉襟见肘。曾国藩在奏折中诉苦：\"每月仅能筹银数千两，购料、雇匠皆感拮据，往往停工待款。\"（《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为节省开支，工匠月薪仅\"数两至十余两\"，远远低于西方工厂的工资水平。
其次就是技术问题。没有精密机床，零件加工全凭手工，导致武器精度不高；缺乏标准化生产，同一种火炮的零件也无法互换。华蘅芳在《学算笔谈》中坦言：\"洋人机器，尺寸毫厘不差，我之工匠，仅凭目力手感，造十器而九不同，此乃最大差距。\"此外，清廷内部的守旧派不断发难，大学士倭仁曾奏称：\"师事洋人，可耻孰甚！若学其技术，必致人心败坏，纲常沦丧。\"（《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这种舆论压力，使得洋务派的每一步探索都步履维艰。
即便如此，安庆军械所仍为中国近代工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它首创了\"官办\"模式，由政府主导、财政支持，为后续军工企业提供了制度范本；它培养了第一批近代技术人才，除徐寿、华蘅芳外，李善兰（数学家）、冯焌光（机械师）等都曾在此效力，这些人后来成为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的骨干；它还开启了中西技术融合的尝试，如将传统锻铁工艺与西方蒸汽机原理结合，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道路。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安庆军械所的部分设备与工匠随之迁移，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它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粒种子\"，意义深远。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自安庆军械所起，中国人才知'机器'为何物，知'工业'为何事，其破荒之功，不可磨灭。\"
四、历史回响：自强之路的启示
从洋务运动的兴起，到安庆军械所的实践，折射出晚清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艰难起步。这场运动以\"自强\"为目标，却始终未能触及制度层面的变革，正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注定了洋务运动难以挽救清王朝的颓势。
但安庆军械所代表的近代工业萌芽，却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打破了\"天工开物\"的传统观念，引入了\"科学技术\"的近代思维；它催生了产业工人阶层，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职业结构；它更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同治年间的安庆城，机器的轰鸣声虽微弱，却已打破了农业文明的寂静。当\"黄鹄号\"的烟囱在长江上冒出第一缕黑烟时，一个古老的帝国，终于在阵痛中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如此蹒跚而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