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局。永兴三年（公元305年），广陵相陈敏趁朝廷内乱，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反叛，自称“楚公”，意图割据江东。陈敏派遣其弟陈恢率领数万军队攻打庐江（今安徽合肥），时任庐江太守袁孚畏惧叛军威势，弃城而逃，庐江瞬间陷入无主状态，百姓惶恐不安，纷纷逃亡避乱。
危急时刻，刘弘再次想到陶侃，上表朝廷任命陶侃为庐江太守，令他领兵前往庐江抵御叛军。陶侃接到任命后，即刻率领部队启程，抵达庐江时，只见城门大开，百姓四处奔逃，城中一片混乱。他当机立断，先命士兵关闭城门，阻止百姓出逃，再召集城中百姓，登上城楼宣告：“我乃新授庐江太守陶侃，奉朝廷之命前来镇守此城。陈恢叛军虽人数众多，却是无纪律的乱兵，不足为惧！只要我等上下一心，坚守城池，必定能保庐江无虞。我在此立誓：只要有我陶侃在，绝不让叛军伤害百姓分毫！”
百姓听闻陶侃平叛的名声，又见他军容整肃、言语坚定，心中渐定。随后，陶侃开始部署防务：一方面组织士兵加固城墙，修补城防，同时储备足够的箭矢、粮食；另一方面将城中的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编成“民兵”，由军中将士教习基本武艺，协助正规军守城。
数日之后，陈恢率领叛军抵达庐江城下，见城防严整，下令强攻。叛军架设云梯、撞击城门，攻势猛烈，陶侃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令士兵以弓箭还击，用滚石、热油阻挡叛军登城。陈恢连续攻打三日，叛军死伤惨重，却始终未能突破城防，士气逐渐低落。
陶侃察觉叛军锐气渐挫，又通过侦查得知叛军的粮草营设于城南十里处，便决定发动夜袭。当晚，他挑选三百名精锐士兵，亲自率领，悄悄从城南门出城，绕至叛军粮草营外。此时叛军守粮的士兵皆已熟睡，陶侃率部突袭，纵火焚烧粮草营，火光瞬间照亮夜空。叛军大乱，陶侃率军斩杀守粮士兵，将粮草尽数焚毁。
陈恢得知粮草营被烧，军心彻底涣散，陶侃趁机率领城中军队出城反击，与夜袭部队前后夹击，叛军溃不成军，陈恢仅率数名亲信逃走。庐江保卫战的胜利，再次彰显了陶侃的军事才能，但此时刘弘病逝，陶侃失去了最坚实的靠山。朝廷中，嫉贤妒能之人趁机发难，散布“陶侃与陈敏私通”的流言，陶侃虽心中坦荡，却也深知朝堂险恶，只能默默坚守岗位，以实际政绩驳斥流言。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嘉之乱爆发，匈奴贵族刘曜率军攻破洛阳，晋怀帝被俘，西晋名存实亡。次年，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称帝，建立东晋，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为晋元帝。因陶侃在江东多次平叛有功，声望日隆，东晋朝廷任命他为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后又升任荆州刺史。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是东晋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时任大将军的王敦素有野心，意图掌控朝廷，见陶侃在荆州深得民心，担心他成为自己夺权的阻碍，便以“广州需重臣镇守”为由，上疏朝廷，将陶侃调任广州刺史。
广州在东晋初年属偏远之地，远离中原战乱与朝堂中枢——王敦此举，实则是将陶侃排挤出权力核心。陶侃深知王敦的意图，却并未上疏抗争，而是坦然领命，携带家眷前往广州就任。
抵达广州后，陶侃发现此地政局稳定，民生安乐，每日除处理日常政务外，并无紧急事务需处理。换作他人，或许会耽于安逸，消磨志气，但陶侃始终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担心久处安逸环境，会导致自己能力衰退，他日若战乱再起，难以承担重任。
为砥砺心志，陶侃为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每日清晨，必定将一百块甓砖（甓）从室内搬运至室外；日暮时分，再将这一百块甓砖从室外搬回室内。无论风雨寒暑，从未间断。部下见他每日如此辛劳，皆不解其意，问道：“将军身居广州，政务清闲，为何要这般自苦？”
陶侃放下手中的甓砖，对部下解释道：“诸位以为广州安定，便可高枕无忧吗？北方胡族尚未平定，中原百姓仍深陷苦难，我等身为东晋臣子，当以收复失地、匡扶社稷为己任。若此刻耽于安逸，懈怠心志，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