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研究各种孝顺的事例，总结出“孝”的“理”；陆九渊则说，你心里本来就知道什么是孝，只要问问自己的心就行了。陆九渊还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和“宇宙”直接划了等号，这想法够大胆。
陆九渊的学问风格也和朱熹不同。朱熹讲课喜欢引经据典，条分缕析；陆九渊则擅长“启发式教育”，常常通过谈话、问答来点醒学生。他讲课的时候，语言直白，感染力强，据说“听者感动”，很多人不远千里来听他讲学。
朱熹和陆九渊虽然学问观点不同，但早年并没有直接交锋。直到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听说陆九渊兄弟陆九龄的学问不错，便从福建跑到江西上饶的鹅湖寺，想跟他们交流交流。这一下，就引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着名的“鹅湖之会”。
参加这次聚会的除了朱熹、陆九渊、陆九龄，还有不少当时的学者，差不多来了几十号人。会议的主持人是江西学者吕祖谦，他本意是想调和朱、陆两家的观点，没想到却促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辩论的焦点，自然是“为学之方”——也就是做学问的方法。陆九龄先念了一首诗，表达他们的观点：“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意思是说，人天生就有仁爱、恭敬之心，这是做学问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得有地基。
朱熹听了，马上和了一首：“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他觉得做学问得靠不断积累旧知识，获得新知识，不能只靠内心感悟，不然就会忽视历史传承。
陆九渊一看哥哥没占上风，直接上阵，也念了一首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这里“易简工夫”指的是陆九渊的“发明本心”，“支离事业”则暗指朱熹的“格物致知”太繁琐。
朱熹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支离事业”？这不是说我搞的学问碎片化吗？他立刻反驳：“你这‘易简工夫’说得轻巧，可怎么保证你发明的‘本心’就是正确的‘理’呢？不通过格物穷理，很容易陷入主观臆断。”
陆九渊也不含糊：“你那格物致知太麻烦了，天下事物那么多，你格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理’？我这方法直指本心，简单直接，才是根本。”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从上午辩到下午，差点没吵起来。吕祖谦在旁边想打圆场，也插不上嘴。最后陆九龄觉得弟弟说话太冲，打了个圆场，才勉强结束了这场辩论。
鹅湖之会一共开了三天，结果是谁也没说服谁。朱熹觉得陆九渊“太简略”，陆九渊觉得朱熹“太繁琐”。但这次聚会影响很大，让天下人都知道了理学有“朱派”和“陆派”之分。
鹅湖之会后，朱熹和陆九渊并没有成为仇人，反而在某些方面互相尊重。比如后来陆九渊去世，朱熹还专门写了祭文，感叹“痛哉！”但两人的学问路子还是各走各的。
朱熹继续他的“格物致知”，一边做官一边着书。他曾在福建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收徒讲学，培养了大批学生。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完成后，虽然当时没被官方认可，却在民间读书人中广为流传。
陆九渊则继续他的“发明本心”，在象山讲学，人称“象山学派”。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名人，比如杨简、袁燮等，形成了“浙东四学者”中的“雨上四先生”。陆九渊还曾到白鹿洞书院（当时由朱熹主持）讲学，讲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听了之后大为赞赏，还把陆九渊的讲义刻在石碑上，这算是学术争论中的一段佳话。
但理学在南宋前期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朝廷里主和派占上风，而理学提倡的“气节”“忠义”正好和主和派的论调相冲。尤其是宋宁宗时期，权臣韩侂胄掌权，他为了打击政敌，把理学称为“伪学”，禁止传播，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元党禁”。朱熹被列入“伪学逆党”名单，他的学生们也受到打压，有的被罢官，有的被禁止参加科举。
直到韩侂胄死后，理学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