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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宋孝宗虽然支持北伐，但他缺乏坚定的决心和政治手腕。当战事顺利时，他意气风发；一旦受挫，就摇摆不定，甚至听信主和派的谗言，开始怀疑张浚。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经过绍兴和议后的二十年“和平”，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岳飞、韩世忠等老将凋零，新一代将领缺乏实战经验，士兵们也久疏战阵，面对金兵的精锐骑兵，自然难以抵挡。
符离战败后，主和派终于找到了借口。
汤思退等人联名上书，要求罢免张浚，与金议和。他们甚至暗中派人去金国，透露南宋的底线：“只要金人肯议和，一切条件都好商量。”
金世宗得知南宋战败，态度更加傲慢，提出了比绍兴和议更苛刻的条件：宋必须割让海、泗、唐、邓、商、秦六州，每年纳银20万两、绢20万匹，宋帝必须对金帝称“侄”，而不是“臣”。
“称侄？”孝宗气得将奏疏摔在地上，“这与称臣何异？朕不甘心！”
张浚也上书反对：“陛下，金人无信，若再议和，后患无穷！臣愿以余部守江淮，与金人决一死战！”
但孝宗此时已经心灰意冷。符离之败让他看到了南宋军队的虚弱和朝廷的分裂，他知道再打下去，只会输得更惨。
“张相公，”孝宗无奈地说，“朕知道你忠心，但……罢了，你还是回临安吧。”
张浚知道大势已去，回到临安后，郁郁寡欢，不久便病逝了，享年68岁。临终前，他留下遗书：“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张浚一死，主战派失去了主心骨。孝宗最终被迫接受了金人的条件，于隆兴二年（1164年）签订了“隆兴和议”。
和议规定：宋帝对金帝改称“侄皇帝”，金帝对宋帝称“叔皇帝”；宋割让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宋每年向金纳“岁币”银2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疆界仍以绍兴和议为准。
虽然去掉了“称臣”的屈辱，改为“叔侄之国”，但本质上仍是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临安百姓再次陷入失望，有人在城墙上题诗：“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虽然放弃了北伐，但并没有完全消沉。他开始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史称“乾淳之治”。
他裁汰冗官，严惩贪污，设立“考课法”，考核官员政绩；他重视农业，兴修水利，颁布《农桑辑要》，鼓励百姓垦荒；他还试图整顿军队，加强训练，但由于主和派的阻挠，效果并不明显。
在文化上，孝宗也颇有建树。他尊崇理学，编纂《宋会要》，支持朱熹、陆九渊等学者讲学，使得南宋的文化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淳熙五年（1178年），在朝臣的一再呼吁下，孝宗才下诏为岳飞追加谥号“武穆”，并追封其为鄂王。但他始终没有为岳飞彻底平反，也没有追究秦桧等人的责任，因为他需要主和派来维持朝堂的平衡。
晚年的孝宗，常常独自一人登上临安城的北门，望着北方的天空，一坐就是一整天。他想起张浚临终前的遗愿，想起符离集的黄昏，想起岳飞“直捣黄龙”的誓言，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遗憾。
符离之战的失败，不仅破灭了宋孝宗的中兴梦想，也预示了南宋的宿命。
此后的南宋，虽然又存在了一百多年，但再也没有真正的北伐行动。主和派长期占据朝堂，苟且偷安，直到蒙古崛起，最终将南宋彻底灭亡。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过无数英雄的梦想和血泪。张浚的雄心，孝宗的遗憾，都已化作尘埃。但符离之战的教训，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提醒着后人：一个王朝，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团结的力量，再多的雄心壮志，也终将化为泡影。
当我们今天读到“隆兴北伐”的历史时，是否还能感受到那份“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情？是否还能理解那份“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