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司法权。有个叫张雄飞的汉人官员上奏：\"行省权力太大，万一造反怎么办？\"忽必烈却不担心，因为他留了一手：行省的官员互不统属，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互相牵制；军队的调兵权还在中央的枢密院手里；最重要的是，行省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上交中央，想造反都没钱买粮草。
这种制度，后来被明朝、清朝继承，一直用到今天的\"省\"（虽然名称和职能有变化，但本质上是行省制的延续）。有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元朝的行省，就像给大帝国安上了轮子，既能跑起来，又不会散架。\"
元朝最让人佩服的，除了行省制，就是驿站制度——蒙古人叫\"站赤\"（蒙古语，意为驿站）。
忽必烈刚上台，就下了道圣旨：\"自大都起，每隔五十里设一个站赤，给驿站配好马、好车、好酒菜，谁要是敢耽误公文传递，斩！\"
这些站赤有多厉害？咱们举个例子：从大都到云南，全程五千多里，驿站的快马（叫\"急递铺马\"）只要十天就能跑到，平均每天跑五百多里。要是送紧急军情，白天插红旗，晚上挂灯笼，驿站的人看到了就赶紧换马，连吃饭都在马背上啃干粮。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写：\"我从大都到杭州，走了二十天，每天都能在驿站吃到热饭，住上干净的房间。有一次我的马病了，驿站的人马上给我换了一匹，比我自己的马还壮。\"
站赤不光是传递公文，还管接待官员、运送粮草。每个驿站都有\"提领\"（负责人），就是个小社会。据统计，元朝全国有一千三百多个站赤，光马就养了三万多匹，牛、驴、骆驼加起来也有两万多头。
但这制度也有坏处。有些蒙古贵族把驿站当自家后院，随便用驿站的马送私人东西，甚至让驿站的人给自己抬轿子。有个叫也先帖木儿的王爷，一次就从驿站调了五十匹马，给他的小妾送荔枝（学唐玄宗讨好杨贵妃）。驿站的人敢怒不敢言，只能往下搜刮老百姓，最后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忽必烈推行汉法，但他毕竟是蒙古大汗，不能完全得罪蒙古贵族。于是，他玩起了\"平衡术\"：表面上学汉人，暗地里保留蒙古特色。
比如科举制度，汉人盼了几十年，忽必烈直到晚年（1291年）才下诏准备开科取士，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真正开科是元仁宗时期）。他宁愿重用色目人（如阿合马、桑哥）管财政，也不让汉人掌握实权——因为色目人大多是商人出身，只会算账，不会造反，不像汉人动不动就讲\"忠君爱国\"那套。
再比如户籍制度，元朝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汉人（北方汉人、契丹、女真等）、南人（南宋遗民）。四等人的权利天差地别：蒙古人杀了汉人，最多赔头驴；汉人杀了蒙古人，全家都得偿命。这种\"民族隔离\"政策，虽然暂时稳住了蒙古贵族，却为后来的红巾军起义埋下了伏笔。
最有意思的是\"纸币\"。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规定用这纸币可以交税、买东西，和银子等值。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想法，因为欧洲人还在用金币银币。可到了晚年，朝廷花钱太狠，不停地印纸币，结果纸币越来越不值钱，老百姓宁愿用粮食换东西，也不用交钞。因为早上能买一头牛的纸币，晚上只能买一只鸡。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去世，享年八十岁。他一辈子都在和两种力量较劲：一种是蒙古贵族的守旧势力，一种是汉儒的\"全盘汉化\"主张。他想在中间走出一条路，结果却像个走钢丝的人，累得够呛。
他的改革，成功了一半，也失败了一半。成功的是，他建立的行省制、驿站制、中央官制，让元朝这个多民族帝国能正常运转；失败的是，他没能解决民族矛盾、财政危机，尤其是晚年重用奸臣桑哥（色目人，因贪污被处死），搞得朝堂乌烟瘴气，老百姓怨声载道。
有个叫程钜夫的汉人官员，在忽必烈去世后写了篇文章，说：\"陛下一生，学汉法而不泥汉法，用旧俗而不固旧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