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卷，“皆宋刻善本”。
编纂过程中，最棘手的是处理“违碍”内容。明初对元人着作多有忌讳，有人建议删去《元史》中“贬明”的段落，姚广孝却坚持“如实收录”。他对编修们说：“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我们只需保存原样。”这种态度让《大典》得以保留许多珍贵史料，比如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本多有散佚，全靠《大典》收录才得以传世。
永乐六年（1408年）冬，这部巨着终于定稿。据《明史》记载，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光誊抄就用了两千名书手，耗费墨汁三十多万斤。成书那日，姚广孝率全体编修在文渊阁前焚香告天，朱棣亲自撰写序言，说此书“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上自远古，下至近代，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的着作，乃至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方面的言论，都完备地辑录成一书，不嫌繁多）。
翰林院编修梁潜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了定稿夜的盛况：“灯笼如星，烛泪成河，诸公校对至鸡鸣，忽有老吏哭出声——此人随编修三年，家中来信说幼子夭折，竟未敢告假。”姚广孝当即奏请朝廷厚恤，朱棣听说后，特赐“忠孝两全”匾额。
这部空前绝后的典籍，原本藏在南京文渊阁，迁都北京后移至紫禁城文楼。可惜岁月无情，嘉靖年间宫中失火，幸亏朱厚熜（g）命人连夜抢救，才免予焚毁。但到了清代，《大典》屡遭厄运，如今存世的不足原书百分之四。每当学者们在海外图书馆见到那些泛黄的残卷，应该会想起永乐年间那群寒夜校书的儒士。
就像编修王洪在《大典》序跋中写的：“纸墨有尽，文脉无穷。”那些在南京聚宝门内争论过、欢笑过、叹息过的身影，早已化作历史尘埃，但他们守护的知识火种，终究没有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