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言论，展现了曹刿的深谋远虑与鲁庄公的虚心纳谏。这个故事不仅是一段精彩的历史记录，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流传千古。
完成《左传》的编纂后，左丘明发现《左传》主要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历史事件，侧重于叙事，而对于各国诸侯、卿大夫的言论记载不够系统。于是，他又开始着手编写《国语》。《汉书·艺文志》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共二十一篇，记载了从西周穆王时期到春秋末年约五百年的历史。与《左传》的“编年叙事”不同，《国语》以“分国记言”为特点，主要记录各国诸侯、卿大夫的言论，通过这些言论来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历史事件。
左丘明在《国语》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很多内容是《左传》中没有记载的，起到了补充《左传》的作用。例如，《国语·越语》中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打败吴国的故事。其中“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这句话的白话解释是：越王勾践退守到会稽山上，于是向全军发布命令：“凡是我的父老兄弟和同姓宗族，有能够帮助我谋划击退吴国的人，我将和他共同治理越国的政事。”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勾践在战败后的反思与决心，以及他求贤若渴的态度。《国语》中还收录了范蠡、文种等谋臣的言论，详细记录了越国复兴的全过程，为研究吴越争霸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左丘明在编写《国语》时，同样坚持“信史”原则，对所收录的言论进行了严格的考证，确保其真实性与可靠性。
关于左丘明，流传最广的传说便是他“失明着书”的故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句话的白话解释是：周文王被拘禁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厄时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才着成了《国语》；孙子被砍去膝盖骨后，修订了《兵法》；吕不韦被贬到蜀地后，世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时，写下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愤懑之情而创作的。
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左丘明失明的具体原因，但这一传说被后世广泛认可。据说，左丘明在晚年时，因长期翻阅竹简、熬夜着书，眼睛逐渐失明。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着述事业，而是在弟子的帮助下，通过口述的方式继续整理文献、记录历史。他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将自己毕生所学的历史知识一一讲述出来，弟子们则在一旁认真记录，最终完成了《国语》的编纂。
晚年的左丘明，一边整理自己的着作，一边收徒讲学，将自己的史学知识与思想传承给后人。他的弟子众多，其中不乏后来成为鲁国史官或学者的人。左丘明在讲学过程中，不仅传授《左传》《国语》中的历史知识，更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教导弟子们要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左丘明还十分重视对自己着作的整理与修订。他在晚年时，多次对《左传》和《国语》进行审阅，修改其中的疏漏之处，确保着作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他曾对弟子们说：“史者，信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吾着史，非为扬名，实为传信，让后人知历史之真相，明是非之准则。”这句话的意思是：史学的核心是“真实”。一个字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千里之外的误解。我编写史书，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是为了传递真实的历史，让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明白是非的准则。
左丘明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将《左传》《国语》两部着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