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廿二，应致洪：‘已觅得武士英，忠诚可靠，若令其行事，必不辱命。’”
“三月十三，洪致应：‘事速办，款即汇。’”（《民立报》1913年4月连载）
这些电文将袁世凯政府的阴谋暴露在阳光下。洪述祖是袁世凯的秘书，而电文中提到的“款”，正是从财政部秘密拨付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内务总长赵秉钧给应桂馨的电报中，有“手令已办”字样，虽未明说何事，但时间恰与武士英受命吻合。
武士英在狱中供称：“应桂馨说宋教仁是‘民贼’，杀他能得重赏，还能封官。”可没等庭审，他就在4月24日“暴毙”于看守所，官方说法是“突发急症”，但看守说“前夜有陌生人送汤药入狱”。应桂馨后来在保释后逃往青岛，次年在火车上被人暗杀，杀人者自称“为宋先生报仇”，后查明是袁世凯的特务。
真相虽未完全大白，但舆论早已判定“袁氏主谋”。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写道：“宋案之酷，惨绝人寰，此非一人之死，乃共和之死也。”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紧急会议，拍着桌子说：“法律解决之路已绝，唯有武力讨袁！”黄兴虽主张先“依法追责”，但在宋教仁的遗像前，最终点头同意——二次革命的导火索，就此点燃。
宋教仁的葬礼在4月13日举行，上海万人空巷，送葬队伍绵延十里。有人举着他起草的《国民党政纲》，上面“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字样被雨水打湿；有人捧着白花，高呼“打倒袁世凯”；外国记者拍下这一幕，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标题是“中国的民主殉道者”。
此时的袁世凯，正忙着销毁证据。他下令“严查造谣者”，查封刊登电文的报社，甚至暗示国会“宋案应内部处理，勿扩大事态”。当国民党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赵秉钧案时，北洋系议员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决，气得国民党议员集体退场。
这场刺杀，成了民国民主进程的分水岭。原本相信“法律能约束权力”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激进；孙中山从此认定“非革命不能救中国”，三年后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绝对服从总理”，与宋教仁的“分权制衡”理念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