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的教训，大封宗室二十七人为王，允许王国置军队，大者辖五郡，小者辖三郡。其中，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弟司马攸为齐王，子司马衷为太子。此举本意是“藩屏帝室”，却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祸根。《资治通鉴》评：“晋武帝鉴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殊不知枝叶过盛，终成反噬。”
五、历史余响：从“受禅”到“失德”的轮回
泰始开国的仪轨，表面是对上古禅让传统的继承，实则是权臣篡位的标准化流程。从王莽“居摄”到曹丕代汉，再到司马炎受禅，九锡与禅让已成为王朝更迭的“合法”外衣。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尖锐指出：“魏、晋之君，其去圣人远矣，所置诸侯，率多骄淫失道，何足为法？”
值得深思的是，司马炎登基时，曾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方汉之何帝？”刘毅答：“可方桓、灵。”司马炎不悦：“何至于此？”刘毅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刘毅传》）这段对话揭示了泰始开国的本质——看似煌煌大典，实则是权力私欲的合法化包装。当铜驼流泪的异闻成为历史陈迹，西晋王朝已在“开国即盛世，盛世即隐患”的怪圈中，悄然走向覆灭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