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样的，国内存在“疑古派”，也就存在“信史派”。
这一派认为，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的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因此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就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类型的各期段之中。
但是即使在那些认为“夏”存在学者中，对于“夏”的表述也存在很大不同，有人说“夏文化”，有人说“夏代”，有人说“夏国”。
然而这三个概念，其实在史学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这些混乱也给了疑史派反击的机会，有人就主张应该只利用地下材料研究上古史，不要用一些压根不能证明真伪的所谓“文献”，来对考古穿凿附会，而且对于迷信文献，滥用文献的中国学者进行批判，认为其不但背离了西方的考古方法，也糟蹋了中国的考古资料。
不过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这一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不容置疑之真理。
因此经过这么多年的争吵后，好歹已经把基本矛盾，也就是争论的关键重点，总算归纳得相对集中而清晰了，那就是现有有关夏代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对历史文献产生有力佐证这一点上来。
因此即使被国际学术界认为过于相信中国文献的夏含夷，根据西方确定的比较窄的历史定义——非文字资料不信史的说法，夏朝的存在的确需要商榷。
比如说《禹贡》，《尧典》，到底是不是夏代的文字资料？现在学界已经证明了并不是，所以《尚书》就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
而西方认为真正的历史文字资料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然而甲骨文上并没有证明。
但是信史派很快就迎来了能够让自己欢欣鼓舞的事件，那就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
最关键的是，甲骨文中发现了诸王世系，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的诸王世系记录完全一致！
这次重大发现，立刻让《史记》的信史浓度大增，进而引出了人们对《史记·夏本纪》的思考——既然《殷本纪》都被证明了却为信史，那同列于一本史书里的《夏本纪》呢？
而目前涉及到“夏”的上古文物，却都出自周代，包括了叔夷钟，这是公元前550年前后的青铜器，里面有叙述“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其次是秦公簋，其中有“鼐宅禹责（绩）”四个字。
虽然中间隔着一个商代，但是至少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对大禹治水之事确信不疑了。
这些证据虽然开启了考古界重新进行夏文化探索的课题，但是同样不是确证，因此事情就依然存在于一种迷思当中，最终大家还是不得不承认，只有能证明确定无疑的，出自于夏史同期资料，才能让“夏”成为信史。
这个证据，最终还是只能落实在文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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