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瑾瑜那声“挺住”带来的微弱暖意，在冰冷残酷的现实面前，如同风中残烛，摇曳欲熄。银行的最后通牒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供应商的催款电话络绎不绝，空置的办公区每天都在无声地消耗着所剩无几的现金。颜旭知道，再这样下去，旭日通讯连最后一点骨血都会被耗尽，彻底沦为一座被债务和诉讼埋葬的废墟。
他必须做出选择。一个痛苦到近乎残忍的选择。
没有召开任何会议，没有与任何人商议。在又一个彻夜未眠的黎明，颜旭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那架粘合后布满丑陋胶痕的紫檀木算盘，以及摊开的最新财务报表。数字是冰冷的刽子手，宣判着哪些业务线在持续失血，哪些项目已是负资产，哪些办公场所的租金成了无法承受之重。
他拿起笔，手稳定得可怕，在一张白纸上划下一道道冷酷的线条。华东、华南新设立的、尚未产生稳定盈利的办事处——关闭。为了迎合资本故事而仓促上马、但与核心通信业务关联度不高的软件项目——砍掉。东三环这间昂贵、如今却大半空置的甲级写字楼——退租。
最后，他的笔尖停留在员工名单上。那上面，还有几十个名字，一些是创业初期就跟随着他的老员工，一些是扩张期招聘来的、充满潜力的年轻人。他闭上眼，脑海中闪过一张张面孔，然后，依据岗位核心程度、业务线存续情况，开始划掉名字。每划掉一个，他的心就像被钝器重击一次。当最终比例定格在裁撤70% 时，他感觉自己的半条命仿佛也被划掉了。
业务重组与组织瘦身，教科书上冷静的词汇，此刻意味着他要亲手拆解自己呕心沥血搭建起来的骨架，斩断与并肩作战伙伴的联系。
决定做出后，执行得快如闪电，近乎冷酷。他不能让犹豫和情感拖垮这最后的自救。
搬离甲级写字楼的那天，天气阴霾。没有欢送，没有仪式，只有寥寥几个留守的员工默默地帮忙收拾所剩无几的物品。搬家公司的小货车停在楼下，与周围光鲜的环境格格不入。颜旭抱着一个装满重要文件的纸箱，最后看了一眼这间曾经承载着无限野心和短暂辉煌的办公室，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电梯。
新的“总部”，回到了中关村，但不是原来那个充满烟火气的陋室，而是一个更偏僻、更陈旧的写字楼里租下的一个小套间，只有之前面积的五分之一。墙面有些斑驳，地毯散发着霉味，但租金只有之前的十分之一。
接下来，是更艰难的过程——裁员面谈。颜旭没有将这个任务交给任何人，他坚持要亲自面对每一个即将离开的员工。小小的会议室变成了审判庭，颜旭是唯一的法官和行刑者。
大部分员工沉默地接受了，带着麻木或怨恨的表情签下离职协议。也有人情绪激动，拍着桌子质问：“颜总，我们跟着你拼死拼活，公司好的时候没享多少福，现在说裁就裁？我们的房贷车贷怎么办？”
颜旭没有辩解，没有许诺空头支票，只是深深鞠躬，将法律规定的补偿金双手奉上，重复着苍白无力的“对不起”。
最后一位进来的是财务部的张晓梅，一个跟了颜旭五年的老员工，性格内向，做事极其认真负责，是公司最可靠的“管家”之一。她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脸色苍白，手指紧张地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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