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这个时代而言,堪称降维打击。
“大明钱庄”的推广策略,与供销社的扩张一脉相承,稳健而富有侵略性。
首先在供销社体系内部推行。
鼓励百姓在售卖农副产品时,直接收取“代金券”或“银票”,并可立即在供销社消费。
因其购买力明确、携带方便,且信誉有“供销社”这块金字招牌背书,很快受到了经常与供销社打交道的农户和小商贩的欢迎。
苏宁麾下所有的产业员工,包括供销社店员、矿工、铁厂工匠等,其薪俸的一部分开始尝试用“代金券”发放,引导他们形成使用习惯。
在供销社购物,使用“代金券”或“银票”结算,可享受小幅折扣或获得“积分”。
此举极大地刺激了普通市民的兑换和使用热情。
苏宁严格规定,钱庄必须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网点,都能无条件、足额地承兑这些纸券背后的商品或白银。
这种强大的承兑能力,是信用建立的基石。
于是,一种奇观开始出现:在江南的鱼米之乡,农夫用几袋米换回一叠代金券,为女儿扯上几尺新布;在运河码头,力夫们领取了代金券作为工钱,转头就在供销社的代销点买酒割肉;甚至一些中小商行之间的小额结算,也
开始使用更为方便的“大明钱庄”银票。
这看似便利民生的举措背后,是苏宁对大明经济更深层次的掌控。
尽管“代金券”和“银票”名义上是兑换凭证,但当其流通范围和接受度足够广时,实质上已经扮演了区域性货币的角色。
苏宁,通过大明钱庄,间接获得了部分货币发行权。
百姓和商号手中持有纸券,意味着对应的真金白银或等值商品沉淀在钱庄的金库和仓库中。
这笔庞大的、无需支付利息的沉淀资本,成为了苏宁可以调动,进行更大规模投资的“血液”。
通过纸的流通数据,苏宁能够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掌握帝国的物资流动、商业活跃度乃至区域经济冷暖,这比商业数据更为精准和核心。
通过控制纸券的发行量、调整承兑政策,苏宁无形中拥有了影响市场银根松紧、调节物价的能力。
这柄金融利剑,其威力远超任何行政命令。
当隆庆皇帝和户部官员们还在为每年的漕粮折银、太仓库银钱收支而焦头烂额时,一种全新的,他们或许尚未完全理解的金融体系,已经在“大明供销社”的掩护下,如同植物的根系般,深深扎入了帝国经济的土壤之中,悄然
生长,蔓延四方。
苏宁不仅掌控了商品的流通,更开始编织一张覆盖整个大明、以信用为丝线的金融巨网。
这无声的变革,其影响之深远,将远超一场战争的胜负,一次朝堂的纷争。
隆庆四年的初春,冰雪消融,万物复苏。
&n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