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在宅阳今河南郑州北会盟，准备联合攻打秦国，为此在武都即武城，今陕西华县东筑城。秦献公得到消息后先发制人，派军进攻武都，击败魏军后，继续向魏国进攻，在洛阴今陕西大荔东南，资治通鉴误作“洛阳”与魏国、韩国联军交战，击败联军。
秦献公二十一年前364年，秦献公派章蟜带兵和魏国的军队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交战，斩杀了魏军首级六万，周显王将绣有花纹的礼服赠予秦献公，表示祝贺，史称“献公称伯”。
秦献公二十二年前363年，秦献公出兵攻打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赵成侯出兵救援魏国。
秦献公二十三年前362年，秦献公派庶长国带兵再次攻打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秦军取胜并俘虏了魏国太子、将领公孙痤，攻取了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
大约同年，秦献公去世，安葬于嚣圉，谥号“献”又作“元献”“元”。
废止人殉
秦献公元年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从法律上废除了秦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殉制度。
秦国的人殉习俗承袭自殷人，属于厚葬陋习。当时，人们用人殉数量标明死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在中原各国，人殉在春秋时期已逐渐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用木制或陶制的偶人殉葬。秦国的人殉制度，一定程度上成为其野蛮落后的象征，严重阻碍了秦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秦献公废除人殉制度，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善了劳动力无谓消耗的局面，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二是维护生存权，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支持与拥护。三是没有对奴隶主贵族的利益造成直接的损害。
总体上，秦国人殉制度的废除，对内重振秦国国君威望，争取了民心，对外树立了秦国的新形象。
迁都栎阳
秦献公二年前383年，秦献公把都城从雍城今陕西凤翔东南迁到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区武屯乡附近，实现了以下目的：
首先，雍城奴隶主贵族保守势力太大，他们极力反对改革，经常发动宫廷政变。秦献公初立，如果直接和奴隶主阶级爆发冲突，无异于自寻死路。而迁都栎阳，秦国就形成了栎阳和雍城、东和西对抗的格局。栎阳是秦献公建筑的都城，是封建地主集团即新兴势力的中心；雍城是秦国的旧都，是奴隶主集团即保守势力的中心。国内两大对立集团分居东、西，矛盾得到缓和，为改革创造了稳定的国内环境。
其次，雍城地处关中西部，远离对魏国的战略前沿地带，栎阳则距东方诸国尤其魏国很近。都城靠近秦国和魏国的前线，有利于国君控制全局，亲临指挥，把握战机，消弭来自东方魏国的战争忧患，增强自身的防卫实力。
最后，栎阳是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经济富庶，人力与物力资源充沛。石川河流经都城北部和东部，助益于航运及其物资、人力的集结和运输，便于及时调动全国的力量支援前线。
编制户籍
战国初期，秦国人口分为居住在城里的“国人”即平民和奴隶主与城外的“野人”即奴隶。“国”与“野”既是一种地域区别，也是政治地位的区分。在奴隶制渐趋瓦解，封建制逐渐萌芽与成长的趋势下，秦献公根据阶层变化的新情况，于秦献公十年前375年重新编制户籍，按照军队编制，以“伍”为基本单位，将民户加以区分，各自编户，并载入户籍册，称为“户籍相伍”。这种户籍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平时，同伍之人相互监督，便于治安、征收赋役；战时，“伍”又是军事单位，便于征兵作战。这一编制，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不仅具有整顿社会秩序、强化基层组织的功能，而且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便于统一征兵，加强了国君对军队的领导权。此前，秦军基本上都是奴隶主贵族头目即庶长的私属部队。他们经常利用军队发动政变。通过编制户籍，秦献公“剥夺了奴隶主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消除了秦国动乱的一个祸根。”
其次，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