皱眉道：
“翟管事这话错了，生意是王爷的，我和你一样是代管，怎么谈得上‘完璧归赵’呢？我本戴罪之身，王爷不责罚，已是莫大的恩赏，还有什么颜面再管账目？”
翟管事笑道：
“是我说错了。不过你也不要这么说，王爷对你的才能，还是看重的。荆、江两州是王爷的钱袋子，换我来要是进账少了，少不得还要挨骂，说实话，要不是王爷下令，这活儿我还真不想接。但愿你尽早站稳脚，我赶紧卸下这担子，回京交差。”
“那就辛苦翟管事了，我去拿账册。”
“有劳。”
刘寅去了内室，没一会儿抱着一只木匣出来，放到翟管事面前：
“都在这儿里。”
翟管事打开木匣，取出账册，疑惑道：“怎么这么少......”
油灯乍灭。
刘寅一把捂住翟管事的嘴，匕首猛捅左胸！
灯灭的同时，院外一个小奴打翻了泔水桶，馊水溅到了四个佩刀男子的衣裤。在他们咒骂低头的瞬间，院内正在搬家具的苦力们突然健步如飞，从四人背后一拥而上，匕首乱捅！
屋外一片猩红温热，地面黏腻成泥。
屋内翟管事的口鼻被一只苍白的手掌死死封住，只能发出含混不清的闷哼声，鲜血顺着匕首刃汩汩涌出，很快打湿了他胸前的衣襟。
刘寅额头浸汗，一下一下地用力捅着，同时在翟管事耳边说道：
“给，王爷，托梦，我刘寅的命，不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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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西晋时沿前例，诏令起草后便下尚书，至东晋时改为先由门下省审署。其实一般史料文献很少保存诏文的完整格式（包括正文内容也常有缩略）《文馆词林》里的稍稍完整一些，而《文馆词林》中的所有南朝诏书都是以“门下”为题头的，而非两汉时期的“制诏”。《隋书·百官志》载陈朝发诏程序：“作诏章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所以诏书开头是门下。
当然，还有一种“中诏”的形式，是不经门下省的，以后会写到。
ps受近代西洋文学观的影响，谈到文学首先想到诗歌、戏剧、小说，似乎它们比其他门类更像“文学”（其实是更像近代英语世界中的Literature）。这种视角延伸至关于诏令文体的文学研究中，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忽视诏令的文学性，造成严重的刻板印象，比如.....算了，例子太多又得罪人，不举了。
二是对诏令的研究限于什么比喻，什么壮阔，什么雄奇这种印象式的把握，停留在表面风格的层面，缺少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这就让研究沦为阅读欣赏类的“浮词”或者如教科书般“有结论、无思考”的文字。
其实重回六朝的历史语境中，诏令乃当之无愧的第一流文字。草诏者亦必臻一时之选，以第一流之文人作第一流之文字，岂非文学之盛事？（王融现在是中书侍郎，也是负责草诏的臣子之一）故中古文学极重之，《文心雕龙》、《文选》皆辟其门，《颜氏家训》“文章篇”、《文笔式》亦列其目。余嘉锡考《隋书经籍志》晋朝之诏令所着录凡十七部，三百六十六卷，“较唐大诏令多至三倍”，诏令于当时亦入集部，至《新唐书·艺文志》始转入史部，然犹未为定准。
《论衡》言“以文书御天下”，南朝则是“以诏令御天下”。这里并非指天子如何借助诏书对臣下发出命令，而是当面对半壁江山的正统危机时，在诏令文辞中维系住了王朝尊严与帝王法统。这是一个被文字所创造的世界，在指涉敌人的同时，也重新定义着自身，此种现实与理想的巨大沟通对于四到六世纪的草诏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们必须用高超文学技艺在艺术规范与政治意图中寻找平衡，在威严与美辞间建立了稳定的联系，通过对语言元素做最大限度的运转安排，择取恰如其分的叙事策略，准确完成并不单一（很多情况下是复杂的）的表达意图，再现，或者说重塑一种事实。
这是具体可查的“文章经国”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