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孙谋福祉，此事还望陛下明鉴！”
赵祯这才反应过来，他随即笑道：“此事不急，朕心中自有分寸和考量！”
赵祯的心里到底在考量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说，我们现在能说的是，事实上赵祯在此事上面确实不着急，他反而还有一点小激动。
帝国的上层构架此时已经重新搭建完毕，而中层干部这时候也开始逐步地走向帝国的权力核心。
这年的十月，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开始接触帝国的钱粮事务，但他这两年可不是一直在京城里待着。
两年前他被任命为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但在干了半年之后他就主动申请去了江南之地的常州担任知州。
在常州任上，王安石又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被任命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直到他在这年（公元1o58年）十月被召回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
需要提到的是，王安石和周敦颐这对神交已久的当世文学和思想大儒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有了人生的初次相会。
周敦颐这位理学宗师在这里突然被我们提起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突兀，有人更是会对这位理学祖师爷级别的大儒感到很陌生。
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我相信很多人即使忘记了周敦颐是谁却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大作《爱莲说》，这其中的千古绝句更是人人都能朗朗上口：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打算给周先生以及他的理学思想和理念单独成文。
通过王安石这两年的职务变迁来看，很明显的是“组织”
正在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和锻炼。
放眼整个京城的一众高官，前相文彦博和现任相富弼早就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可堪大用之才，而曾经在扬州为官时当过王安石顶头上司的次相韩琦在当时就曾经有过要把王安石收为门生的打算乃至是行动，只是被王安石给婉拒了，至于理由和原因，王安石在私下里曾向亲近之人坦言自己和韩琦不是同道中人。
除此之外，现任御史中丞包拯也是王安石的老上级，现任翰林学士兼开封知府欧阳修更是对王安石的为人和才华赞不绝口，朝中的士大夫们也以自己能够结识王安石而引以为幸。
可以说，除了自视甚高的苏洵以及受他影响颇深的两个儿子外，天下的文人和士大夫们没有一个不仰慕王安石此时的煌煌盛名，未来的王相公在这时堪称大宋集偶像派和实力派于一体的级巨星。
至于老苏为什么不对王安石感冒，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提到了王安石，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那个在历史上几乎与他形影不离的好友兼克星——司马光。
这时候的司马光同志也回到了京城，他的职务是开封府推官，此时正在欧阳修的手下办事。
这俩人如今又有机会拌嘴了，至少这时候的他们还都彼此相看两不厌。
不过，王安石这次回来除了述职和履新外，他还给赵祯呈上了一颗炸弹——上疏请求变法！
此时的王安石三十七岁且在政治上正值锐意进取和风华正茂的年纪，此时的赵祯四十八岁，但他已经登基三十六年且开始饱受风疾的折磨。
说不好听一点，赵祯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才能活得更久一点，另一个他最在乎的就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生出一个儿子。
除了这两件事，别的事都很难让赵祯上心，除非是辽国人又打过来了。
以上的这两个事实决定了身为臣子的王安石在将自己胸中的这一团烈火摆在赵祯面前时会收到怎样的回应，更何况王安石此时的变法主张和思想虽然没有后来那般宏大和激进，但也足以震撼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及体系，赵祯连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所带来的撕裂和裂变都无法接受，那么他又怎么可能接受王安石的这一套主张呢？但是，这些都不是王安石现在所能考虑到的，他只知道自己为官十余年的所见所闻和所为已经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立国已近百年的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