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
和“改革”
之类的词汇对于这场运动而言确实有些承受不起。
即使如此，这场运动所遭遇的阻力和反对却丝毫不少于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从后人的视角来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其实是注定的，也是必然的。
先，范仲淹缺乏一个可靠的团队。
郑戬在陕西疯狂地挖他的墙角，欧阳修和石介不但没有帮他杀敌，反而还为他引来了更多的敌人。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所带来的破坏力简直过了新政的反对者。
其次，范仲淹手里的权力也不足以支撑起他的这番理想和抱负。
在他的上面有晏殊和杜衍，与他平级的富弼和韩琦也不认他是新政的唯一领袖，在这方面范仲淹与他的后辈王安石相比是远不能及的。
再者，最重要的一点，身为皇帝的赵祯对这场革新运动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
赵祯当时之所以要求两府大臣拿出治国的新策完全就是出于一时的意气，是一个自觉在辽国和西夏面前受了侮辱的帝王在羞愧和愤怒中所出的一声暴呵，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那份想要对这个国家进行一场全面革新运动的勇气和决心。
因此，当现范仲淹所驾驶的这辆马车有失控的危险时他便胆怯了，而他的犹豫和摇摆正是导致新政失败的根源。
中国历史上由统治阶级自身所起的的变法革新运动有很多，远的有春秋时期的管仲新法以及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近的则有明朝的万历新法，清朝的雍正新法的以及晚清的戊戌变法。
在这么多的变法运动中，真正称得上将一个国家从头到脚地进行了一番洗礼的变法其实很少，很多都只是针对某些个急需改革的领域所进行的革新或调整。
在这其中无论是哪一种变法其实都离不开在位君王的支持，有些革新运动甚至就是由君王本人所直接起的，比如雍正皇帝，再比如王莽。
个人以为，古今的所有变法里面最为彻底最为成功的变法当属商鞅的变法，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式的变法。
商鞅的变法于秦国而言是重生，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变法和革新只是修饰或缝补，顶天了说也就是一场局部的外科手术。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商鞅当时所面对的压力和阻力有多大，但在商鞅及其新法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非议和攻击时，秦孝公对商鞅和新法的态度又是如何呢？试想，如果没有秦孝公矢志不渝地鼎力支持，商鞅的变法会成功吗？
张居正的改革为何会取得成功？因为他当时就是实际上的明朝皇帝。
雍正的新法为何会成效显着？因为新法就是他这个皇帝亲自主导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又为什么会成功？因为邓公本人就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至此，我们想说的话也就呼之欲出了。
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他们之所以会失败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赵祯和未来的神宗皇帝赵顼在这个过程中突然间不再是他们坚实的后盾，他们在重重压力之下向保守集团妥协了，甚至是投降了。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在封建帝制时代，没有皇权的加持，任何一种由臣子所主导的革新都必将失败。
相较于后来的那场将宋朝的整个社会框架给重新拼接并撕裂了整个官场的熙宁变法，庆历新政的失败和结束对宋朝的总体影响其实谈不上很大，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整个过程就像是往平静的水面砸进去了一块大石头，虽然声势很大，但终究只是水波和涟漪。
待到一切又重归平静后，宋朝依旧还是之前的那个模样。
放眼此时的整个天下，辽国和西夏还在疗伤，宋朝则像是刚从一场噩梦里惊醒过来，但这个梦却又带来了实质性的伤害。
从此以后，宋朝每年多给辽国二十万的岁币，西夏那边也得每年定期上交近三十万的保护费，而这近五十万两的银子所换来的则是再一次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