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路宣抚使，这个可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官职，整个陕西四路以及河东路都在他的节制之下，而所谓的河东路从狭义上来说就是今天的山西大部，这里是宋、辽和西夏三国的交界地带。
范仲淹请求调兵本是为了以防不测，可如此一来他又给人落下了攻击的口实：你范仲淹管着这么大一块地方，而且还叫朝廷给你调军队和粮草，你这是谋反不成便想割据自立吗？
在政敌们看来，你范仲淹在外镇抚一方且手握重兵，而你的同党富弼又在京城坐镇中枢，你们现在还敢说自己没有谋逆的野心吗？至此，本来同样遭受流言中伤的富弼也不敢在京城里待下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昏了头，富弼为了出走京城竟然选择将矛头对准了范仲淹。
当富弼听说范仲淹想要往河东地区增派军队后竟然跳出来表示坚决反对。
富弼觉得范仲淹是在过度担忧，他认为辽国这次出兵一定是去打李元昊，宋朝无需担忧，更没必要担心辽国会从山西方向侵略宋朝。
如果赵祯同意了范仲淹的调兵请求反而是在劳民伤财，而这恰好就中了辽国人的诡计，他们就是打算在攻打李元昊的同时也能尽可能地消耗宋朝的国力。
同时，富弼强调辽国如果要背弃盟约兵南下一定会选择河北作为突破口，毕竟这里一马平川更有利于辽军大队骑兵进行机动作战，而山西虽然也是宋辽的边境，但辽国在这里最多只会派出一支偏师进行袭扰。
以上种种，富弼其实只是想说明一个重点，那就是山西方面根本不用增派军队，宋朝需要重视的应该是河北方向的警备。
他建议赵祯只需让范仲淹在山西进行正常的守备和警戒即可，调兵粮之事还是罢了为好。
为此，富弼甚至还了个毒誓：“如果辽国真的从河东路大举进兵，那么我愿承担误国之罪，到时候陛下你只管砍我的脑袋！”
富弼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原因很简单，因为身为枢密副使的他所分管的防区就是河北。
说得再明白一点，他之所以要指出河北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也想学范仲淹外出避祸（或者说是避嫌），值此国际局势纷乱复杂之际，他要去自己的防区为国戍边。
不止是富弼，枢密使杜衍也不同意范仲淹的请求，他也认为辽国不会从山西方向进兵，范仲淹此举实在是不可取。
大军即动，沿途所需耗费的钱粮是个天文数字，况且辽国也说了他们是去打李元昊，你范仲淹这样做纯粹就是杞人忧天，更是显得有些吃饱了撑得慌。
范仲淹对年长自己很多的杜衍一直都很尊敬，史称其“以父礼事衍”
，但在国家大事上面，范仲淹并不准备退让，二人为此在赵祯的面前当着所有宰辅重臣的面展开了激烈地争论。
二人具体都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二人争得面红耳赤绝对是跑不了的，情绪不可遏制时，范仲淹甚至对杜衍“言辞甚切”
，这场面恐怕和当年富弼骂自己的老丈人晏殊是奸邪差不了多少。
由于大家的意见无法形成统一，这天的争论也就没有出什么结果。
从赵祯那里离开之后，范仲淹仍然在跟杜衍争论不休。
这时候之前一直在一旁看戏的韩琦突然插了句嘴，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反对范仲淹，他以自己一贯的狂人作风对范仲淹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干脆把这事交给我得了。
我去宣抚陕西和河东地区，而且我什么都不要，只需要朝廷给我配备一匹良马就行了！”
范仲淹闻言大怒！
你韩琦这样说不但是在反对范仲淹，而且是在显摆自己强过范老夫子无数倍，一个匹夫尚且无法忍受此等羞辱，更何况还是范仲淹？不过，范仲淹倒也没跟韩琦大吵一顿，而是转身又去找了赵祯面谈。
他先把韩琦给告了一状，但不管范仲淹如何争取，赵祯最后还是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范仲淹此次离开京城的时候没能为山西争得一兵一卒，他孤身一人去了西北。
这一走，范老夫子此生再没有回到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