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以及无可奈何之人。
对辽国身负国仇家恨的杨延昭在听说两国达成和议之后是怒火攻心，他上疏请求对回国的辽军在沿途进行分段截杀，誓要让辽国人有来无回，然后宋军再趁此天赐良机大军北上直取幽州，如此太祖和太宗陛下的春秋美梦就可以实现，而赵恒更是将就此成为宋朝最伟大的君王。
可是，赵恒对这份上疏的反应是无动于衷，他完全没有理会杨延昭。
一怒之下，杨延昭率领本部人马再次攻入辽国境内并攻破了辽国的古城，然后一番大肆劫掠之后才回到了宋境。
不必意外，辽军可以打宋朝草谷，而宋朝同样也会，而这也是杨延昭最后一次能够名正言顺地拿辽国出气，因为在他出兵的时候赵恒的那道不得阻截辽军返程的诏令还没有送到他的手中。
至于无可奈何之人，那便是诸如孙全照、田敏和张凝之类的边关将领和士兵。
这些人何尝不想趁此时机建立更大的功业，趁机给之前死去的无数死在辽国人刀下的弟兄复仇，可皇命难违，他们唯有依令行事。
再者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虽然常常把“大丈夫战死沙场实乃死得其所”
作为人生的信条，可说到底那不过是在不得不应战的情况下才说出来的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世间又有谁愿意主动去找死呢？历史上每次战争结束或者两国终战之时那些举着刀枪忘情欢呼的士兵真的仅仅只是在欢呼胜利和停战吗？那何尝不是在庆幸自己得以在战争中幸存呢？那何尝不是在因为从此可以与父母或是妻儿长相依伴而振臂欢呼呢？
在这些人之外，还有一类人则是对此次宋辽盟和内心五味杂陈。
他们看到了这其中的利，但也看到了其中的弊，更看到了这必将在后世所引起的争议，比如说宋朝的另一位宰相毕士安。
当有人对毕士安谈及此次议和宋朝不该对辽国许以岁币且还给了那么多时，毕士安也是一阵长叹。
他说：“若不如此，两国又岂能达成议和？若不给这三十万和平又岂能长久？天下又何时能够太平？”
既不想便宜了辽国，也不想让国家和百姓继续深陷战争的泥潭而永无宁日，这就是毕士安这类人的矛盾和为难之处。
这就是澶渊之盟，别说是在后世它争议不断，即使是在当时它也同样如此。
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面没有绝对的是非与对错之说，它喜忧参半、也利弊参半。
北宋景德二年（公元1oo5）年正月初一，刚从澶州回到开封的赵恒在这一天因为宋辽两国的盟和而下诏大赦天下，而随后就是犒赏此次北征的有功之臣。
孙全照、秦翰等在前线立下战功的众将纷纷加官并赐封邑，而诸如田敏、张凝、李延渥等参与此次对辽战争的各地将士和官民也都各有封赏。
当然，获得封赏最厚的人自然是大领导，李继隆、石保吉、葛霸、王隐这四个直接指挥参与了澶州城下那场大战的人一并加赐封邑，这些人论官职已经做到了武将的最高级别，因而给他们加赐封邑比什么虚职要实惠得多，李继隆同时还被特加为“开府仪同三司”
。
需要单独提到的是那个在得知辽军大举南下而第一时间想到逃跑并想带着皇上一起逃跑的人，对，就是那位宋朝的参知政事大人——王钦若。
战后或许连寇准和赵恒都觉得奇怪甚至惊叹，这看似懦弱胆小的老王到了大名府竟然突然变身战斗机，他在短时间里不但把大名府打造成了一座坚城，而且还坚决抗战并死死地顶在前方为宋朝站岗放哨。
公平地说，大名府的保卫战其实功劳最大的并不是他王钦若，甚至于他那晚的激情勃差点让天雄军全军覆没，可这一点并不能抹杀掉他的整体功绩。
再说了，作为战时统揽全局的大名府一号长，这战后论功行赏他必然要拿头功。
此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其貌不扬甚至是跟俊美毫不沾边的王大人却对赵恒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几乎可以这样说，王钦若如果说自己在真宗朝得宠第二就没人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