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袁泽第二刀是那些抱残守缺、激烈反对官学改革、整日嚷嚷“祖宗成法不可变”、“奇技淫巧坏人心”的老学究和清流言官。
这些人地位清贵，门生故旧众多，杀之不祥，容易引起士林反弹。
袁泽依然没硬来，而是玩了一手更绝的。
他让王阳明出面，组织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公开辩论赛，主题就是“新学与旧学，孰更利于强国富民”。
允许双方畅所欲言，并广邀文武百官、京城名流、太学及各地官学学子旁观，甚至允许百姓在远处聆听，搞得声势浩大，天下皆知。
辩论会上，王阳明率领一批支持改革的年轻官员和学者，引经据典却又紧扣实际，从国家赋税、军备革新、民生改善等角度。
阐述新学（算学、格物等）的实用价值和长远意义，说得条理清晰，观点新颖，感染力极强。
而那几个被推上前台的老学究，除了反复车轱辘话强调“祖宗成法”、“圣人之道不可变”、“重义轻利”之外，拿不出任何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显得迂腐空洞，苍白无力。
尤其是当王阳明问到“若遇特大水患，是用《尚书·禹贡》篇去疏导，还是用格物之学测量水势、加固堤坝、制造新式器械更为有效？”时。
老学究们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引用的圣人之言完全答非所问，引得台下甚至有不少士子摇头叹息。
辩论结果，高下立判。舆论彻底倒向了改革派。
袁泽趁热打铁，没有处罚这些失败的老学究，反而在金銮殿上大力“赞赏”他们“坚守道统”、“勇于发表不同见解”、“其心可嘉”。
然后，就在老学究们暗自庆幸，以为没事了的时候。
袁泽话锋一转，给了他们一个“光荣而艰巨”、“非德高望重者不能胜任”的任务。
去负责修订整理一部前朝遗留的、规模浩大、极其繁琐、考据起来能累死人的巨型典籍汇编工作。
这项工作，名为升迁，实为发配。
它需要耗费无穷无尽的时间和精力，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却远离了一切权力核心和实事要务。
再也无法对朝政和官学改革指手画脚。而且这工作枯燥至极，几乎看不到完成的希望。
老学究们一听，脸都白了，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这是要让他们在无声无息中“学术性死亡”啊！
可太子金口玉言，当众褒奖，任务又是如此“重要”和“光荣”？
他们根本找不到理由拒绝，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哭丧着脸，磕头谢恩，从此被束之高阁，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这一手“明升暗降”、“学术流放”，玩得炉火纯青，既堵住了天下悠悠之口，又彻底解除了这批顽固派的威胁，让朝中其他摇摆派胆寒不已。太子杀人，有时甚至不用刀。
最后，也是最核心、最危险的部分，袁泽第三刀是那些在军械制造和采购上做手脚、中饱私囊、甚至可能勾结外敌、并散播“太子有异心”。
这等诛心之论的军中蠹虫和朝中保护伞。这部分人隐藏最深，关系网盘根错节，动之牵一发而动全身。
袁泽让白起明面上以“边境异动”为由，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精锐出京，换防边军，既锻炼了部队，也震慑了宵小。
暗地里，则调动了诸葛明执掌的、直属于皇帝和太子的秘密情报机构“谛听”，开始不动声色地严密调查军械采购、制造、输送过程中的所有猫腻。蛛丝马迹，皆不放过。
同时，袁泽自已则精心策划，上演了一出“苦肉计”加“以退为进”的好戏。
他故意几天不刮胡子，穿着略显陈旧甚至带着些许墨迹（特意弄上去的）的袍子，顶着一对由东宫能人巧匠精心化妆加深的黑眼圈。
在一次重要的百官朝会上，听着某个被当枪使的官员再次隐晦地批评新政“耗费过巨”、“恐动摇国本”时，突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