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的高烧，来得毫无征兆。
下午还在河沟边用树枝抽打蒲公英，傍晚吃饭时，人就蔫了。
奶奶摸了摸我的额头，那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掌一贴上来，我就感到一丝清凉。
“坏事了，烧得烫手。”
奶奶皱眉，转身去柜子里翻找退烧药。
那是九十年代末的豫东农村，父母开春就去了广州打工，把我和两条看门狗、五只下蛋的母鸡一起留给了奶奶。
奶奶找来的是那种用蜡封口的小药瓶，她用筷子头小心翼翼捅开，把白色药粉倒在勺子里，兑水搅匀。
“军儿，张嘴。”
我勉强咽下那苦涩的药粉，浑身滚烫，骨头缝里都透着酸疼。
窗外，暮色四合，远处的杨树林渐渐变成模糊的黑影。
奶奶给我裹上厚厚的棉被，说是汗就好。
我昏昏沉沉地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一阵剧烈的寒冷中醒来。
明明是盛夏，我却冷得牙齿打颤。
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捻得很小，昏黄的光晕在墙壁上跳动，映出各种扭曲的影子。
奶奶没睡，就坐在炕沿边，手里拿着一把旧木梳，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我的头。
她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异常凝重。
“奶，我冷……”
我带着哭腔说。
奶奶又给我加了一床被子，把我裹得像只蚕蛹。
可那股冷意是从身体内部透出来的，压再多的被子也无济于事。
“军儿，跟奶奶说，白天去哪儿玩了？”
奶奶的声音低哑。
“就、就在河沟边”
“看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没？”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烧得迷糊的脑子里闪过下午的一个画面：我在追一只蜻蜓，跑进了河沟旁的乱坟岗子，那里有许多荒废已久的土坟。
其中一座新坟前，摆着一个颜色鲜艳的纸扎娃娃，那娃娃画着红脸蛋，黑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觉得好玩，就捡了根树枝捅了捅它。
“坟纸娃娃”
我断断续续地说。
奶奶的手顿住了，木梳停在半空。
她俯下身，仔细看我的眼睛，然后猛地抽了口凉气。
“眼皮底下有青筋，印堂黑，这是撞客了。”
她喃喃自语，“普通烧不是这个样子。”
所谓“撞客”
，是村里的老话，指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
奶奶起身，从厨房抓来一把小米，沿着炕沿撒了一圈，又在我枕头底下压了一把剪刀。
这些寻常的辟邪法子，今晚似乎都没用。
我的体温越来越高，开始说胡话，一会儿说冷，一会儿说热，眼前仿佛有无数影子在晃动。
奶奶摸了摸我滚烫的额头，又看了看窗外漆黑一片的夜色，像是下定了决心。
“不能再等了，得去找西庄的杨婆。”
杨婆是二十里外有名的神婆，据说能看邪病。
但现在是半夜，去西庄要穿过一大片田野和树林。
奶奶利索地给我穿好衣服，用她那件宽大的粗布外套把我裹紧，然后蹲下身，将我背在她瘦削的背上。
“军儿，抱紧奶奶，咱这就走。”
我伏在奶奶背上，脑袋耷拉在她肩头。
她推开堂屋的门，一股夏夜潮湿微凉的空气扑面而来。
院子里的老黄狗抬起头，喉咙里出低低的呜咽，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摇尾巴跟上来，只是不安地原地转圈。
奶奶背着我，迈着小脚，坚定地走进了无边的黑暗中。
村里的路还好走些，偶尔有几声狗吠。
但一出村，世界就彻底黑了。
那晚没有月亮，连星星也稀稀拉拉，云层很厚，透不下什么光。
土路像一条灰白的带子，蜿蜒向前，伸向未知的黑暗。
路两旁是高大的白杨树，风吹过叶子，出“哗啦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