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君主，实乃周室东迁以来未有之大变”，将其视为“礼崩乐坏”的代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更是在《读通鉴论》中痛斥司马师“以臣废君，以私害公，虽有小智，终为乱贼”，认为他的行为彻底破坏了“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
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时代背景”出发，重新审视司马师的角色。
三国后期，曹魏政权早已陷入“内耗”：曹叡之后，曹芳、曹髦等皇帝均年幼，无法掌控朝政；宗室子弟或昏庸无能，或野心勃勃（如曹爽），导致朝堂派系林立，民生凋敝。
而司马师掌权期间，虽有“专权”之名，却实实在在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稳定的举措——他平定叛乱，避免了国家分裂；他整顿吏治，提升了行政效率；他轻徭薄赋，缓解了百姓疾苦。
从“治国成效”来看，司马师的执政能力，远胜于同期的曹魏宗室。
更重要的是，司马师为西晋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他在掌权期间，完善了“九品中正制”，让世家大族的利益得到进一步保障，稳定了统治阶层；他改革军事制度，将地方兵权收归中央，避免了“诸侯割据”的重现；他重视人才选拔，提拔了邓艾、钟会等有才能的将领，为后来西晋灭蜀、灭吴积累了军事力量。
可以说，西晋能够在司马炎时期完成统一，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司马师留下的“政治遗产”。
若将司马师与同时代的人物对比，更能凸显他的独特性。
他没有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却多了一份“临危不乱”的魄力；他没有司马昭的“野心外露”，却多了一份“隐忍克制”的智慧；他更没有曹爽的“刚愎自用”，而是始终以“务实”为核心，一步步推进司马氏的大业。
他就像一台精密的“铺路机”，默默铲除障碍、铺设道路，让弟弟司马昭能够顺利“称公封王”，让侄子司马炎能够轻松“登基称帝”。
司马师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西晋一朝，更渗透到了后世的政治与文化中。
在政治层面，他开创的“权臣稳权模式”——通过“掌控禁军、平定叛乱、废立君主”巩固权力，成为后世权臣效仿的范本。
东晋的桓温、南朝的刘裕、萧道成等人，在篡夺前朝政权时，都或多或少借鉴了司马师的策略，可见其政治智慧的深远影响。
在文化层面，司马师的故事成为后世文学、戏剧创作的重要素材。
元代关汉卿的杂剧《邓伯道弃子救侄》中，虽未直接提及司马师，却以“高平陵之变”为背景，展现了当时的政治动荡；清代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虽对司马师的描写较为简略，却通过“废曹芳”“平淮南”等情节，塑造了他“铁血权臣”的形象；现代影视剧如《虎啸龙吟》，则进一步丰富了司马师的人物性格，将他从“历史符号”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让更多人了解到他在三国后期的关键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师的“隐忍与决断”，也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感慨的对象。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虽咏叹的是西晋灭吴，却暗含对司马氏祖孙三代（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奠基之功的认可；近代学者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更是直言“司马师之才，实过于司马昭，若天假以年，西晋的开国皇帝，或许就不是司马炎，而是司马师本人”，对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