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纪》《后妃传》《武文世王公传》等篇章中多次提及他的事迹，尤其对“宛城让马”的细节进行了详细记载。
陈寿在评价曹昂时，虽未直接发表议论，却通过引用袁忠“子修仁孝笃实，有古之君子风”的评价，间接表达了对曹昂的认可。
在《三国志》的影响下，后世史学家对曹昂的评价多以正面为主——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及宛城时，特意注明“此处乃魏武帝长子曹昂战死之地”；唐代房玄龄等编撰《晋书》时，也在《礼志》中记载了西晋皇室祭祀曹昂的事迹，称其“忠勇可嘉，为万世表率”。
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曹昂的故事开始从史书走向民间，成为话本、戏曲的重要素材。
元代杂剧家关汉卿曾创作《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其中虽以唐末李克用之子李存孝为主角，但“长子救父、战死沙场”的情节明显借鉴了曹昂的事迹；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更是对“宛城之战”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详细刻画了曹昂“让马救父”的过程，将其塑造为“忠勇孝悌”的典范。
在《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吕奉先射戟辕门，曹孟德败师淯水”中，罗贯中写道：“曹昂见父伤重，弃马与操，曰：‘父可速去，儿当断后！’操含泪上马，回顾昂与安民，已死于乱军之中。”
这段文字虽在细节上与正史略有出入（正史未明确记载曹昂“弃马”的对话），却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让曹昂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此后，在明清时期的戏曲、评书、小说中，曹昂的故事不断被改编、演绎，成为民间文化中“忠义”形象的重要代表。
为何曹昂的故事能跨越千年，始终被后人铭记？
这背后，是他的事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忠”“勇”三大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契合。
在儒家文化体系中，“孝”是立身之本——《论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曹昂“让马救父”，则将“孝”推向了极致：在生死关头，他选择牺牲自己，保全父亲的性命，这正是“孝之至也”；“忠”是处世之道——对曹昂而言，“忠”不仅是对父亲的忠诚，更是对曹氏家族、对天下苍生的责任，他的牺牲，为曹操统一北方保留了希望，也为乱世中的百姓减少了一份战乱的苦难；“勇”是行事之基——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兵，曹昂毫不畏惧，死守防线，直至战死，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大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曹昂的形象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统治者往往将曹昂视为“宗室忠义”的象征，用以激励宗室子弟为国家效力，防止内乱；
在和平稳定的时期（如唐宋明清），文人墨客则将曹昂的故事作为“道德教化”的素材，写入家训、教科书，教导子弟要“孝亲敬长、忠勇报国”；
即便在现代社会，曹昂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的“让马救父”，本质上是一种“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今社会依然值得推崇，无论是见义勇为的英雄，还是默默奉献的普通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这种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对曹昂的评价并非完全一致。
部分史学家认为，曹昂的牺牲虽值得同情，却也反映了曹操的“个人失误”——若不是曹操在宛城贪图美色、激怒张绣，曹昂便不会战死。
例如，南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曾引用《曹瞒传》的记载，批评曹操“宛城之败，皆由操之不德，致子修枉死”；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认为，曹昂的死是“曹操骄纵自满的必然结果”，“操之过，非昂之过也”。
这些评价，虽指出了曹操的过错，却并未否定曹昂的德行——相反，正是因为曹操的“不德”，才更凸显了曹昂“忠义”的难能可贵。
如今，在曹昂的故乡安徽亳州，仍保留着许多与他相关的遗迹。
亳州古城内的“曹氏宗族墓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