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中的权威，让“亲魏倭王”的身份成为压制内部反对声音、威慑敌对部落的武器；另一方面，通过获得曹魏赠予的铜镜、刀剑等器物，不仅提升了邪马台国的手工业水平（如铜镜的铸造技术），还能将这些“中原宝物”作为权力象征，分赐给联盟内的其他部落首领，强化联盟的向心力。
此次外交互动后，邪马台国与曹魏的联系并未中断。
《倭人传》记载，公元243年（曹魏正始四年），卑弥呼再次派遣使者“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曹魏政权则“诏赐南升米黄幢，付郡假授”，进一步巩固双方关系。
这种频繁的互动，不仅让邪马台国获得了实际利益，更推动了中原文化在日本列岛的传播——丝织品的输入改变了当地的服饰文化，铜镜上的“神仙纹”“四神纹”等图案，影响了当地的宗教信仰与艺术风格，而曹魏的官制与礼仪，也为邪马台国构建更成熟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卑弥呼的外交决策，也反映了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彼时，曹魏与蜀汉、东吴处于对峙状态，东吴也试图通过海路与辽东及朝鲜半岛建立联系。
卑弥呼选择与曹魏结盟，而非东吴，一方面是因为北九州与曹魏控制的带方郡距离更近，交通更便利；另一方面，曹魏作为中原地区的“正统”政权（至少在当时的北方地区得到广泛认可），其册封的“含金量”更高，更能满足卑弥呼巩固权威的需求。
这一选择，也从侧面说明，早在三国时代，日本列岛的部落联盟已具备清晰的“国际视野”，能够根据自身利益，在东亚大陆的政权纷争中做出理性决策。
关于卑弥呼的去世时间，史料并未明确记载，但根据《三国志·倭人传》中“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太守王颀到官。
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
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的记载，可以推断她至少活到公元247年。
而她的去世，同样充满了神秘色彩：“卑弥呼死，大作冢，径百馀步，殉葬者奴婢百馀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馀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
这段记载揭示了三个关键信息：其一，卑弥呼的葬礼规格极高，“径百馀步”的大冢（按汉代度量衡，一步约1.4米，百馀步约140米，规模远超同期普通部落首领墓葬）与“百馀人殉葬”，印证了她在邪马台国乃至部落联盟中的至高地位，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存在严重的阶级压迫；其二，卑弥呼去世后，部落联盟试图恢复“男性为王”的传统，却引发了大规模内乱，“更相诛杀，当时杀千馀人”，这从反面证明，卑弥呼的“鬼道”权威与“亲魏倭王”的身份，是维系联盟稳定的核心支柱，一旦失去，部落间的矛盾便迅速爆发；其三，最终通过拥立卑弥呼的“宗女壹与”（年仅十三岁，可能因年幼便于控制，且延续了“女性掌权”的传统），才重新稳定局势，这说明卑弥呼建立的“女性为王+宗教权威+中原册封”的统治模式，已成为邪马台国维持秩序的“既定范式”。
卑弥呼去世后，邪马台国与曹魏的外交关系由壹与延续。
《倭人传》记载：“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此次朝贡的规模（二十人使团、三十名奴隶、大量珍宝）远超以往，可能是壹与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向曹魏表达“延续忠诚”的姿态。
然而，随着曹魏政权的衰落（公元265年西晋取代曹魏）与西晋内部动荡，中原王朝对东北亚的控制力逐渐减弱，邪马台国与中原的官方联系也随之淡化。
关于邪马台国的最终结局，史料记载戛然而止。
日本本土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8世纪，距卑弥呼时代已过去500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