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于以蔡氏为代表的本土豪族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威胁——刘备集团的“兴复汉室”理想，与本土豪族希望维持割据稳定的诉求格格不入。
刘备入荆州后，始终以“客将”身份积蓄力量，其“仁德”之名背后，是对荆州控制权的觊觎，这一点早已被蔡瑁、蒯越等本土势力看穿。
相比之下，刘琮年幼，更容易被本土势力掌控。
蔡夫人支持刘琮，本质上是为了确保蔡氏及襄阳豪族的利益不受外来势力冲击。
她的做法并非孤立行动，而是得到了蒯越、韩嵩、傅巽等荆州重臣的支持。
这些人大多属于本土派，与蔡氏利益一致，形成了稳固的政治同盟。
其中，蒯越作为襄阳蒯氏的代表，早年曾参与策划“荆州之变”，帮助刘表平定荆州宗贼，是刘表政权的核心谋士；韩嵩则多次作为使者出使曹操，早已倾向于归附中央政权；傅巽更是以“合纵连横”见长，后来成为曹魏的重臣。
史载刘琦因“不见容于蔡氏”而被迫出镇江夏，这一事件常被视为蔡夫人迫害继子的证据，但从政治角度看，更像是本土势力对外部势力的排挤。
刘琦在江夏期间，与刘备麾下的关羽水师形成犄角之势，实际上已成为反对本土派的军事力量。
蔡夫人在此过程中展现的政治手腕，并非妇人之仁，而是精准的利益计算——她通过联姻（刘琮娶了蔡瑁之女）强化内部团结，通过拉拢蒯越等重臣巩固权力，最终成功让刘琮成为刘表的继承人。
这种操作，与同时期袁绍死后审配支持袁尚、曹操晚年曹丕曹植之争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因为主角是女性，才被赋予了更多道德批判色彩。
事实上，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背景下，继承权之争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内斗（如袁谭、袁尚兄弟相残），而蔡夫人主导的嗣位更替，虽有权力博弈，却未引发大规模内战，这恰恰体现了她的政治智慧——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权力过渡，确保荆州的稳定。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大军南下，荆州的命运走到了十字路口。
此时刘表病逝，刘琮继位，蔡夫人作为太后，成为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
最终选择“举州降曹”，这一决定让蔡夫人背负了“卖国求荣”的骂名，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却有着复杂的考量与深层的逻辑。
首先，降曹是本土豪族的集体意志。
据《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记载，蒯越、韩嵩等重臣曾向刘琮进言：“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
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
这段话道出了本土势力的真实想法——与其抵抗曹操导致荆州残破，不如归附中央政权，换取家族利益的保全。
对于世代居住在襄阳的豪族而言，“兴复汉室”或“割据一方”都不如保住田宅、宗族重要，蔡夫人作为本土势力的代表，自然会支持这一选择。
其次，蔡氏与曹操的旧识关系也是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蔡瑁早年便与曹操相识，这种私人关系让他们相信降曹后能得到善待。
事实上，曹操占领荆州后，确实对蒯越、蔡瑁等本土豪强加以重用，封蒯越等十五人为列侯，蔡瑁也被任命为从事中郎，继续保持家族地位。
曹操甚至亲自到蔡瑁家中拜访，《襄阳耆旧记》记载“太祖过襄阳，访瑁宅，入其私室，呼见其妻子”，这种礼遇绝非寻常降将所能享受，从侧面印证了蔡氏与曹操的深厚渊源。
再者，当时的军事形势也决定了抵抗的不现实性。
曹操大军号称百万（实际约二十万），而荆州能调动的兵力不足十万，且分布在江夏（刘琦）、江陵（文聘）、襄阳（蔡瑁）等地，难以形成合力。
更重要的是，刘备集团虽然驻扎在樊城，但兵力仅有万余人，且与本土势力矛盾重重，根本无法承担抗曹主力的角色。
蔡夫人与荆州重臣们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