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科目），他却婉言谢绝：“我志在行医，不在仕途。”
后来，太尉黄琬征召他为“太医令”（掌管宫廷医疗的官员），他同样以“医术未精，恐误大事”为由推辞。
他曾说：“医者，当以救死扶伤为任，岂可为官禄所累？”
这种不慕荣利的品格，让他在权贵面前始终保持着尊严。
有一次，曹操的堂弟曹洪请华佗为其儿子治病，许诺只要治好便“赠钱百万，良田千亩”。
华佗诊断后，发现患儿只是普通的“外感风寒”，便开了一剂普通的发汗方剂，嘱咐其按时服用。
曹洪见药方简单，认为华佗敷衍了事，便出言不逊。
华佗当即收起药方，说：“公子之病，一剂可愈，若不信，另请高明。”
说完便拂袖而去，曹洪无奈，只得按华佗的方子抓药，患儿果然很快痊愈。
建安七年，曹操因“挟天子以令诸侯”，长期处于紧张焦虑之中，患上了“头风”（疑似三叉神经痛），每当发作便头痛欲裂，无法理政。
手下人向他举荐华佗，说其“医术通神，可治此病”。
曹操便派人将华佗召至许昌。
华佗为曹操诊断后，认为其病因是“风邪入脑”，需长期针灸治疗。
他针刺曹操的“百会”“风池”等穴位，每次都能迅速缓解疼痛。
曹操见华佗医术高超，便想将其留在身边专为自己治病，华佗却以“民间尚有众多患者等待救治”为由拒绝。
他说：“明公之病，需长期调理，不可一蹴而就。我若留在府中，民间患者便无人医治了。”
曹操虽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允许他往来于许昌和民间之间。
此后数年，华佗时常往返于许昌为曹操治病，同时仍不忘救治民间患者。
这段时间，他一边为曹操针灸缓解头痛，一边苦寻根治之法。
他曾考虑为曹操施行开颅手术，但深知曹操多疑，不敢贸然提出。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华佗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这位一代神医，最终因曹操的多疑而惨遭杀害，他的死，不仅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大损失，更让一部医学宝典就此失传。
建安十二年，华佗因思念家乡亲人，以“妻病”为由向曹操告假返乡。
回乡后，他一边照料妻子，一边为乡亲们治病，不知不觉便过了假期。
曹操多次派人催促他返回许昌，华佗因见民间患者众多，便一再拖延。
曹操本就多疑，见华佗迟迟不归，便认定他故意怠慢，于是下令将其逮捕入狱。
狱中的华佗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便想将毕生所学传之后世。
他拿出整理多年的医书《青囊经》，这部书涵盖了他对内科、外科、针灸、养生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详细记载了麻沸散的配方、外科手术的步骤以及数百个方剂。
他将书交给狱卒，说：“此可以活人，望你能将其传之后世。”
可惜狱卒畏惧曹操的权势，不敢接受。华佗悲愤交加，只得将《青囊经》投入火中，这部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医学宝典就此化为灰烬。
建安十三年冬，华佗在许昌狱中病逝，享年约六十岁。
消息传出，百姓无不痛哭流涕，许多曾受他救治的人自发为他修建祠堂，供奉香火。
他的弟子吴普、樊阿继承其部分医术，将五禽戏和针灸技法流传下来，造福后世。
吴普编撰的《吴普本草》，记载了许多华佗的方剂；樊阿则擅长针灸，尤其精通“刺络放血”之法，曾为司马懿治疗“风痹”（风湿性关节炎），疗效显着。
一千八百多年过去了，华佗的名字早已成为中医的象征。
他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麻醉剂的出现早了一千六百多年；他创编的五禽戏，至今仍是人们强身健体的重要方式；他提出的“阿是穴”理论，仍在针灸临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亳州华佗纪念馆内，那尊手持药草的雕像目光坚毅，仿佛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