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吃完。”王婶把剩饭倒进泔水桶，铁桶碰撞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得让他明天自己去磨玉米面，知道粮食金贵。”
李思成站在祠堂的暗影里，看着张明远整理的周报表。劳动课评分栏里，张扬的“木工”项还是零分，但“站军姿”后面多了个“良”。最底下贴着苏眉的心理记录：“今天主动帮小雨捡刨花，虽然嘴硬说‘顺便’。”他突然笑出声，指尖划过1982年的信笺，上面是周明德的批注：“顽石开始点头了。”
夜深时，宿舍区的煤油灯渐次熄灭。张扬躺在床上，摸着手心里的糖纸——是小雨给他的，说“吃了就不疼了”。窗外传来马师傅刨木头的声音，规律得像心跳。他突然坐起来，借着月光穿好衣服——明天要早起磨玉米面，王婶说磨不够三斤，早饭就没得吃。
第二天一早，张扬就扛着玉米去了磨坊。磨盘转得吱呀响，玉米粉落在他的蓝布工装裤上，像撒了层金粉。王伯蹲在旁边抽烟袋，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晓聪当年磨玉米面，磨到手上起泡，照样磨够了五斤。”张扬没说话，只是把磨好的玉米面往麻袋里装，手指被磨得通红，却攥得更紧了。
课堂上，赵兰芝拿着1982年的报纸给孩子们讲经济。报纸上的“个体户”三个字被她用红笔圈出，旁边还贴了张老照片——1982年的集市上，卖糖葫芦的小贩正给孩子递糖。“当年的个体户，凌晨三点就去进货，靠的就是勤快。”她指着照片，“你们现在学的，就是怎么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
张扬突然举手，声音有点哑：“老师，1982年的个体户，能考上大学吗？”赵兰芝笑了，从讲台下拿出本1982年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你看，这上面的名字，当年就是卖冰棍的，后来考上了人大。”
劳动实践课上，孩子们跟着王伯去田里插秧。泥水没过脚踝，凉丝丝的。张扬一开始总把秧苗插歪，急得直冒汗。晓梅在旁边教他：“要把根须理顺了再插，就像做人要站直了。”张扬没说话，只是默默地重新插，直到插完一垄，腰都直不起来了，却咧开嘴笑了。
严格的管理制度在日常中处处体现。每天早上六点半，广播准时响起，孩子们必须在十分钟内起床洗漱，然后到操场集合做早操。晚上九点，准时熄灯，谁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小雨看书看得太入迷，熄灯后还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被周明德发现了。老校长没有批评她，只是把书收了，说明天早上可以早起看，但晚上必须按时休息，保证第二天有精神上课。小雨点点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违反过作息时间。
在课堂纪律方面，更是严格。上课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做小动作，回答问题要举手。有一次，张扬在历史课上偷偷玩自己藏起来的小玩意儿，被赵兰芝发现了。赵老师没有当场发作，而是在下课后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看了1982年的一份纪律处分通知书，上面记录着一个学生因为上课不认真听讲被处分的事。“上课认真听讲是对老师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赵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张扬红着脸，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
日常教学在严格的管理中有序进行着，孩子们在1982年的氛围里，慢慢改变着。他们开始习惯系好鞋带，习惯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习惯珍惜粮食，习惯在劳动中寻找乐趣。张扬不再那么叛逆，小雨变得更加坚强，每个孩子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李思成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了欣慰。他知道，日常教学和严格管理就像两只手，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们在这片1982年的土地上，真正成长为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人才，续写着“穿越育才中心”的传奇。
周明德在一次班会上，看着孩子们的变化，欣慰地说：“看到你们现在的样子，我就像看到了1982年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你们都是好样的，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有大出息。”孩子们听了，都用力地点点头，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日常教学中的点点滴滴，严格管理下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他们在1982年的时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