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在这儿办手续，巡抚衙门、布政司都盯着呢。要是我去监狱看他，万一传到上面去，那就是我官场生涯的污点，所以绝对不行！还得麻烦蒋先生多给潘三哥带个话，大家心里明白就行。要是我运气好，这次去能分到个油水多的地方，等我到任一年半载，到时候带几百两银子来帮衬他，那都不是事儿。”
景兰江和蒋书办听他把话说得这么决绝，也没什么好争辩的。吃完酒后，三人就散了。蒋书办则是回到监狱，把匡超人的话转达给了潘三。
再说这匡超人办好证明手续后，就收拾行李准备乘船出发。他提前包下了一艘淌板船头舱，打算一路坐到扬州去，然后在断河头登船。他上船后，就发现中舱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位上了年纪，穿着茧绸长衫，系着丝绦，脚蹬红边鞋子；另一位中年人穿着宝蓝色长衫，踩着粉底黑靴，两人都戴着书生头巾。
匡超人看他们穿着体面，像有学问的人，就拱手行礼，和他们一起坐下了，然后打听对方的姓名。那位老者说：“我姓牛，名布衣。”匡超人听景兰江提起过这个名字，连忙说“久仰久仰”。他又问另一位，牛布衣代为介绍：“这位是冯琢庵先生，刚刚考中举人，现在正要去京城参加会试。”匡超人问牛布衣：“牛先生也去京城吗？”牛布衣回答：“我不去京城，我打算去长江边的芜湖县拜访几个朋友。因为和冯先生关系好，就顺路同船，到扬州我就下船，转乘去南京的船走长江水路。不知先生贵姓，要去哪里？”匡超人就说了自己的情况。
冯琢庵得知后说：“先生原来是浙江有名的文章选家，您选编的好几部书我都读过。”匡超人一听，立刻就来了兴致，炫耀道：“我在文坛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从那年到杭州算起，这五六年间，我选编的考卷、范文、名家文集，还有四书五经讲解、古文选本等等，家里都记了账，一共有九十五本。我选的文章，每次一出版，书店准能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的书商，都抢着进货，生怕买不到。前年我出的一本文集，到现在都被翻刻三次了。不瞒二位，北方五省的读书人，家家户户都敬重我，好多人还在书桌前摆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呢！”
牛布衣听了直乐：“先生，您这话可说错了！‘先儒’指的是已经去世的大学问家，您还在世，哪能这么称呼自己呢？”匡超人涨红了脸强辩：“不对！我说的‘先儒’，就是对先生的尊称！”牛布衣也懒得和他争论，就没再反驳。
冯琢庵又问：“还有个叫马纯上的也是做文章选编的，他选的书怎么样？”匡超人不屑地说：“他是我朋友，但马纯上写文章讲道理还行，就是没灵气，所以他编的书销路也一般。做选编生意，关键得卖得出去，不然书店得亏本。只有我编的书，连国外都有人买！”
三人一路上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没几天，船就到了扬州。之后，冯琢庵和匡超人换乘去淮安的船，到王家营上岸，然后改走陆路，继续往京城去了。
牛布衣则是一个人乘船，经过南京后就来到了芜湖，随后就在浮桥口找了个叫甘露庵的小庙住下了。这甘露庵有三间门面，中间供奉着韦驮菩萨；左边一间锁着，用来堆放柴草；右边一间当作过道。进庵后是个大院落，后面有三间大殿。大殿后面还有两间房，一间住着庵里的老和尚，另一间就成了牛布衣的客房。
平日里，牛布衣白天出门拜访朋友，晚上就回到庵里，然后点上一盏灯，写写诗词来陶冶情操。老和尚看他孤身一人在外，就常常煮好热茶送到他房里，还会陪着他聊天到深夜一两点。要是赶上清风明月的好天气，两人就会一起在天井里谈古论今，相处得也是特别融洽。
没想到有一天，牛布衣突然病倒了。老和尚给他请了医生来看，吃了几十副药，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这天，牛布衣把老和尚叫到床边，虚弱地说：“我家离这里有一千多里地，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多亏了您一直照顾我。可我这病怕是好不了了。我家里没儿没女，只有个不到四十岁的妻子。之前和我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