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该老宰相所说的道理，其实是站在一个宗主国的角度上，从它的长期利益和大国形象定位考虑的。
这并不能说明沈该老宰相的想法就是愚腐的、保守的。
他是认为，作为一个宗主国，大宋在藩属国面前，应该是一个公道的仲裁者，是一个藩属国的保护神。
实际上，这也是中原王朝对自己的一贯的形象定位。
历史上曾不只一次，有些藩属国发生政变了。
夺取了政权的人，都是马上向宗主国俯首称臣、敬献贡物，诚惶诚恐乞求宗主国认可的。
但是宗主国大多数时候，都是不为所动，反而下旨呵斥。
宗主国会出兵帮助流亡的前朝政权，费大笔军费、伤亡了许多士兵，不求回报地为流亡政权谋求复国。
结果呢？
结果也就那样儿。
完全依靠宗主国才得以复国的旧政权，并不会因此就对宗主国忠心耿耿、感恩戴德。
双方一旦有了利益纠葛，亦或是这个藩属国自己自己翅膀硬了，能单飞了，还是会像一个渣女一样，马上和宗主国翻脸。
所以，杨沅在给天子的奏章中，虽然不方便说的太过赤裸裸，他还是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强大的武力，才是维持藩属国对宗主国敬畏忠诚的根本。
所以，一切当以我大宋切身利益为先。
这些意见，是很符合摄政王赵璩的观点的。
倒不是因为他对杨沅盲听盲信，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儒家教育的失败者，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
正因为他的价值观与杨沅天然符合，所以才性情相投、一拍即合。
而非因为性情相投，才毫无原则地盲从杨沅。
可沈相则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一位老人，他坚定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而且今日参会的重臣，在这一点上，大多与之观念相近。
倒是魏良臣思想更活泛一些。
眼见双方争执不下，小皇帝有些无措，魏良臣便插口道：“川峡谋略，自先帝在时，便已开始实施了。
如今在陛下手中，已经卓见成效。
讨伐西夏，是我大宋国策下一步的重点，抢的就是和金国恢复元气的时间。
这个时候，大宋是不能在云南牵绊太久的。”
魏良臣道：“况且，云南至此，山高路远，每一通消息，都得半月有余，一个往返，近乎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