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它也是证据。”他说完便跑开了。
我望着那片小小的叶子，在《地球交响曲》中记下：
“正义不一定总能被记录，但它总有人记得。”
午后阳光下，我来到骑士厅的外广场，坐在一张石质长椅上。一位老人坐在我旁边，身穿深灰色大衣，手中握着一本厚厚的日记。
他轻声对我说：“我年轻时做过议会秘书，每年预算日，我都站在那个门廊边，看着马车驶来。”
我问他：“这些年，变化多吗？”
他摇头：“人心变化最大，制度只是外壳。”
我点头，在笔记中补上一行：“法律若不能承载情感，终究只是冷冰冰的铁。”
傍晚时分，我回到老城区，发现一家绘本书屋仍未关门。店内陈设温暖，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画——一个孩子坐在一棵巨大的理性之树下，旁边放着一本摊开的法典。
店主是位年迈的女士，她告诉我，这幅画是她孙女画的，名字叫《我们相信世界》。
我感到一股暖意，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介绍海牙法系演变的插画读物，封底写着：“愿世界不靠战争解决问题。”
我在封底空白处写下：
“语言是利器，理性是盾牌。”
第二天一早，我在海牙中央车站候车，站厅依旧安静。咖啡机旁的年轻人正在给恋人留言，车站广播播放着低语般的荷兰语。
我从口袋中掏出地图，那块标着足迹的地球轮廓逐渐密集，像一颗正被慢慢点亮的星球。
我的目光停留在地图上的一块绿色高地——卢森堡，接着一路延伸至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瑞士苏黎世。
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穿越语言、山河与边界的旅程。但《地球交响曲》教会我：地理不是阻隔，而是音符之间的连线。
我起身，望向南方，嘴角轻动，写下今天的最后一句：
“苏黎世，我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