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摩加迪沙的海风从我背后缓缓退去，汽车沿着红土公路驶向南方，索马里边境逐渐模糊，我的目光却越过国界线，望向更远处的肯尼亚平原。
“草原”这个词在我脑海里回旋不去——我曾在书里见过它，在梦里听过它。但直到车轮真正压进那片土地，我才知道，那片绿原的心脏跳动着的，不只是自然的呼吸，还有人类意志的脉搏。
地图上，那座名叫“内罗毕”的城市，如今就在我前方不远处。
公路颠簸，红尘飞扬。巴士在一条覆盖红土的乡道上缓缓前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旷野，灌木丛间偶尔掠过斑马、角马与长颈鹿的身影。它们奔跑、驻足、仰望，如雕塑，也如梦影。
我身旁的乘客是一位皮肤黝黑、目光沉静的中年人，他叫姆万吉，是一位内罗毕中学的教师。
“城市在远方等你，但肯尼亚的灵魂藏在这片土地上。”他说。
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被不经意种进了我心里。
车窗玻璃映出我的脸，而我心中却浮现出另一张更古老的面孔——大地的面孔。它布满裂纹，却在每一次日落中重新缝合。几个小时后，当一排排建筑从地平线上升起，像脊梁从草原中探出，我知道，我抵达了内罗毕。
翌日清晨，我随姆万吉前往内罗毕国家公园。那是世界上极少数与城市紧密相连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站在高地上，我看到长颈鹿踱步于草丛之间，羚羊成群而过，远处还有狮子在灌木下打盹。而这一切的背景，却是玻璃高楼与城市天际线。
自然与文明，竟在这里交融得如此无声。
“你看，”姆万吉指着一只站在公路边的斑马，“它不怕汽车，因为它知道，这是它的地盘。”
我轻轻点头，拿出笔记本，在页眉写下：
“在内罗毕，野性不是被驯服，而是被尊重。城市的边界，不是钢筋水泥，而是对原野的温柔回望。”
此刻我明白，人与自然之间，其实一直在进行一种静默的谈判，而内罗毕，是这场谈判里最温和、也最激烈的交点。
午后，我独自走进了内罗毕中央车站。这座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车站，如今已焕发新颜，但斑驳的拱门与老旧的铁轨仍然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
售票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幅黑白照片，是几十年前火车通车时的剪彩场景。我正细看，一位白发老者慢慢走来，坐到我旁边。他自称名叫安东，是当年修建蒙内铁路的老工人之一。
“那时候，我们修一米铁路要唱十首歌。”他笑着说，“现在火车跑得快了，但歌，还是得有人唱。”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褪色照片——年轻时的他，与几位中国工程师并肩而立，身后是刚铺完的铁轨。我接过照片，指尖触及那泛黄的边角，仿佛碰到了两段历史之间的缝隙。
我在心中写道：
“内罗毕的车站，是历史的起点，也是梦的中转站。铁轨上的每一次震动，都是记忆在继续行走。”
离开车站后，我穿行于市中心马萨雷街，这里是内罗毕最具生命力的一段街巷。街头涂鸦五彩斑斓，墙上画着奔跑的部落少年、肩挑梦想的女孩，以及一只展翅欲飞的象征图腾。
一位手持喷漆的青年正站在梯子上为墙面添彩，他的名字叫凯多，是当地知名的街头画家。
“我在墙上讲故事，”他说，“我们没有舞台，但有砖墙；没有话筒，但有颜色。”
他送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他创作的壁画，下方一行手写体写着：“彩色是我们不愿被定义的灵魂。”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我要用我的方式，记录下这些“非主流”的声音，让它们不再只是城市的背景，而是主角。
我写道：
“内罗毕不靠笔墨书写自我，它用喷漆、脚步与节奏，把存在涂满城市的每一道褶皱。”
夜晚，我受邀前往“鼓之场”——一处露天广场，是内罗毕年轻人聚会与表演的圣地。火光跳跃，人影闪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