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
“为了新房子，拼了！”
“听掌柜的和刘先生的！”
在赵大锤等人的带动下，在看得见的新居诱惑下，绝大部分疑虑和恐惧被暂时压下，一种被“工分”和“新家”点燃的集体亢奋席卷了议事棚。拆墙建楼的决议，在一种混合着狂热憧憬、现实压力和对权威惯性服从的氛围中，被迅速通过。
决议落定，城寨这口巨大的坩埚，瞬间转换了沸腾的模式。
工务组成了寨子里最核心、也最忙碌的机构。灯火通明的工务棚里，赵大锤等代表和几个略通文墨的账房先生，几乎不眠不休。厚厚的名册被反复翻阅，每一户的成年劳力数量、性别、主要技能（铁匠、木匠、泥瓦匠、力工、妇人…）被详细登记造册。维持寨子日常运转的最低限度人员被艰难核定：学堂先生、安养棚的八名妇人、负责防疫洒药的老吴和他的助手、巡夜队、伙房、工务组本身的协调人员、以及负责看管新到物资的仓管…名单确定时，被留下的人松了口气，旋即又为即将加倍的劳作感到压力；被划入建楼名单的，则摩拳擦掌又心怀忐忑。
“派工单”如同雪片般分发到各户。壮劳力去拆墙、搬运沉重的建材、学习绑扎钢筋；有泥瓦经验的去准备沙浆；木匠集中起来研究模板；手脚麻利的妇人和半大孩子，则被安排去筛沙、搬运小块物料、烧水送饭…整个寨子如同一架被强行注入燃料的庞大机器，每一个齿轮都被迫高速运转起来。白日里，寨内除了必要的区域，几乎空了一半，所有人都被驱赶到东墙豁口内外那片巨大的工地上。号子声、铁器碰撞声、监工（陈掌柜重金请来的两个有营建经验的华人工程师，带着几个会说粤语的印度助手）生硬的指令声、以及水泥沙浆搅拌时刺耳的摩擦声，取代了往日的劳作喧嚣，构成一种紧张而单调的背景噪音。
工分簿被郑重其事地挂在工务棚最显眼的位置。每一个名字后面，都预留了长长的空白格子。每天收工，各小队领队会将当日的工分记录交到账房处登记。赵大锤几乎每天都要去工务棚转一圈，看着自己名字后面不断增加的、用朱砂笔划下的“正”字，眼里闪烁着炽热的光芒，仿佛那不是符号，而是一块块垒向新家的砖石。他算过了，只要全家拼命干，三个月，一定能攒够换十二平户型的工分！
拆墙当天，寨子里飘着艾草香。陈启沅请了省城的地理先生，用红布系住寨墙中间的“镇石”，念了段“拆旧迎新”的吉利话。
“一锤定音！”阿强举着八斤重的铁锤，朝寨墙最薄弱处砸去。
“咔嚓——”
碎砖飞溅，露出里面腐烂的木梁。人群里爆发出欢呼。阿玲拽着阿芳的手往前挤，鼻尖沾了灰：“阿娘，看！墙里面是空的！”
“那是老墙的‘夹层’，”阿芳摸着女儿的头，“以前藏粮食用的，现在要换新东西啦！”
拆墙队分成三组：木匠组拆木梁，泥瓦匠组清砖块，青壮年组搬石头。妇女们带着孩子捡碎砖，往竹筐里装——这些碎砖将用来铺新楼的地基。
“小心！”阿珍抱着阿玲后退，一辆板车“吱呀”驶过，车上堆着从香港运来的水泥袋，印着“皇家牌”三个大字。
“这是刘先生托人从英国洋行买的！”陈启沅拍了拍水泥袋，“比本地石灰结实十倍！”
拆寨墙的锤声惊飞了老榕树上的麻雀。陈启沅站在寨墙缺口处，举着铁皮喇叭喊：“各位乡亲！拆墙的队伍排好队——木匠组在前，泥瓦匠组在后，青壮年扛撬棍，妇女儿童搬碎砖！”
人群里，阿芳攥着纺锤的手微微发颤。她的小女儿阿玲拽着她衣角：“阿娘，墙拆了，咱家还能住这儿吗？”
“傻囡，”阿芳蹲下来，指着不远处新立的木牌，“看——‘新建住宅楼’！你阿爹说，等楼盖好，咱家能住二楼，有自来水管子，还有蹲便器！”
阿玲的眼睛亮了：“像刘先生画的图上那样？”
“可不！”阿芳笑，“刘先生说，这楼叫‘钢筋混凝土’，比石头还结实，不怕台风，不怕老鼠！”
西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