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利益纠纷视为唯一的判断标准。”
“我们这位发件人是很不相信血缘纽带或玩伴情谊的。这种不信任从统计学角度或许是对的，因为现实生活总是比公开宣扬的伦理秩序要残酷得多，但在这件事里它否认的是个例的特殊性。它似乎不怎么考虑我的行为可能会和统计学呈现的结论不一致，或者和它眼中的某种必然逻辑不一致。它并不从我的实际经历出发考虑这件事……或者，它考虑后的结论就是我应该会不择手段地前进。即便我已经死了一个亲人，也不会在乎失去第二个，更不会因此而拒绝献祭另一个和我不相识的人。你看，通过这件事我们终于能把握住发件人的一点个性特征，这个看似全能的意志并不像折磨约伯的撒旦那样善识人心，它没有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家庭观念，也不理解对一个人的情感是如何非理性地推及到更广泛的群体的。于是它跳过了撒旦折磨约伯的第一步，并没有杀死我的亲人朋友，而是直接把疾病降临在我身上。让恶疮从脚掌长到头顶！我倒很庆幸它没有再派我的三个朋友来跟我辩论——大约它也并不相信我有朋友。这是一个行事做派如孤狼般的上帝。”
客人为自己的结论发出一阵爽快的笑声，似乎毫不担心这些言论会带来不良后果。查德维克沉默地观察着她，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实在已经猜测得太多了，这毕竟只是从我们的主观经验出发……”
“你想知道有没有证据支持我的猜测？”
“你……”查德维克吞吞吐吐地说，“你最后到底有没有……亲眼见过它……”
“可能有。”
“可能？”
“我并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在我生病之后所发生的那些事，我无法再像前头的部分那样精确且诚实地向你讲述了。我接下来所说的只是推测，但这些推测是建立在遗留至今的工作日志，还有我对我自己的了解之上。因此它应该不会偏离事实太多，只是在细枝末节上有出入。”
“这是什么意思？”
客人静静地盯着他看。查德维克的心又吊了起来。他用眼角余光去找原先掉在地板上的花瓶。这时客人又继续说：
“当我刚发现自己患上了一种前所未闻的罕见病时，担忧的心情还不是很强烈。此前我也考虑过发件人会对我的反抗作出应对，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可既然它没有直接杀死我，或许只是把这种病看作警告，是在威胁我不得停止项目。既然如此，这种病理应是可以被控制的，即便不能彻底治愈，也绝不会发展得过于迅猛，这样才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建成发信器。在它看来这下子我理应竭尽全力了，因为我不再是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答案或一个未必能复活的死人而工作，而是在为我自己的生命奋斗。然而，就如我上头所分析的，从这件事中它无意识地暴露出了某种自我，使我对它越发感到不可信任。这已不再是我愿不愿意制造‘观测者’的问题，而是令我对整个发信器项目都产生了强烈的戒备之心。”
“我暂停了发信器的工程，但并没有把所有的元件和图纸都销毁。项目小组也仍在运转，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元件，而是进入了技术研究和自主研发的阶段。我要他们尽可能从这些元件里得到可以迁移的技术，而非发信器的成品。与此同时我调动了手头所有的医疗资源，想要找到我身上的病症之源。这方面的努力大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最后的结论是这种病症似乎会大量改变我体内细胞的受体蛋白结构，首先使得我的感官失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