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胪寺的正式答复，在奥拉夫焦灼等待了十数日后，终于由一位侍郎亲自送达使团下榻的客馆。答复彬彬有礼，却如同一盆冰水，浇在了奥拉夫炽热的期盼上。
“贵使之请，陛下已圣裁。”侍郎面无表情地宣读，“大唐怀柔远人，准予尔等在安北都护府辖下，于北海以南、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交汇处，设立季节性互市，每年春秋两季，准尔等商队前来贸易，由安北都护府派兵维持秩序，抽解课税。然，”侍郎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不容置疑，“军械、铠甲、弩箭、战马、粮食、铁料等物，皆属违禁之列，严禁交易！若查获私贩，人货并究，格杀勿论！”
奥拉夫的心沉了下去。互市地点被放在了远离他们核心活动区、深入草原腹地的北方，限制颇多。而最关键的军械请求，被毫无余地地拒绝。他强撑着笑容谢恩，心中却明了，大唐对维京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限制。想要获得东方的精良武器和技术，远比想象中艰难。这份答复，也预示着拉格纳试图通过与大唐深度绑定来增强自身实力的计划，遭遇了重大挫折。
波斯的泰西封王宫，安苏娜女王并未因平叛胜利而高枕无忧。她面临着一个新的、更为棘手的难题：财政。扩编新军、赏赐功臣、修复战争创伤、维持与大唐联军的庞大开销，使得原本因市舶司而略有起色的国库再次捉襟见肘。而根据与大唐的协议，市舶司的税收需按比例上缴长安，并优先偿付大唐提供的军械和物资款项。
“陛下，”财政大臣愁眉苦脸地汇报，“若再无新的财源，恐无法支撑到下个税收周期，新军的粮饷亦将难以为继。”
安苏娜揉着眉心，感到一阵无力。她召来了赵崇珣商议。
赵崇珣沉吟道：“大王，开源节流，无非此二途。节流，则需削减王室用度，暂停部分非紧急工程，恐引非议。开源……或可效仿大唐，发行‘国债’？”
“国债？”安苏娜疑惑。
“即由王室出面，向国内富商大贾、乃至平民借贷，约定利息，以未来市舶司税收或王室矿山收益为抵押，渡过眼前难关。此乃权宜之计，却可解燃眉之急。”赵崇珣解释道，这是他从大唐户部官员那里听来的概念。
安苏娜眼睛一亮，这或许是个办法。但她也深知，向臣民借贷，有损王室威严，且若将来无法偿还，后果不堪设想。她在依赖大唐与寻求波斯自身财政独立之间，再次陷入了艰难的权衡。
东宫内，太子李琮并未满足于在朝堂上证明天竺数学的价值。在征得李琰同意后，他着手做了一件更具影响力的事情：他亲自参与，组织东宫属官和几位对算学感兴趣的年轻翰林，将拉什米卡教授的天竺数字和演算方法，结合大唐原有的算经，进行系统性的整理、翻译和注释，编纂成一部图文并茂、浅显易懂的《新编算学启蒙》。
书中，他巧妙地将一些儒家经典中关于“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句子作为理论依据，淡化了其异域色彩，强调其工具属性。此书编成后，先是在国子监算学科小范围试用，因其显着的效率提升，迅速获得了好评，并被李琰下旨刊印，发往各州府官学参考。此法虽未强制推行，却因其显而易见的实用性，开始在帝国的基层治理中悄然传播，被一些官员私下称为“琮式算法”。太子的声望，因其务实和创新，在年轻一代的官员和士子中悄然提升。
亚历山大港的宗教暗流，终于演变成了公开的冲突。一群受到保守派教士煽动的狂热信徒，聚集在“大唐图书馆”外，高呼着“驱逐异端”、“烧毁魔鬼书籍”的口号，向图书馆投掷石块，试图冲击大门。负责安保的唐军士兵组成人墙，严守不动，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
赫利俄多鲁斯当时正在馆内与几位学者交流，被困其中。消息传到刘仁轨处，他并未立刻派大军镇压，以免激化矛盾。他采取了一种更策略性的方式：他请动了亚历山大港一位德高望重、且与唐军有药材贸易往来的犹太长老，以及几位依赖于大唐保护才能安心经商的希腊富商，由他们出面，带领各自族群的护卫，前往图书馆外围，与那些狂热信徒对峙、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