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吉，闻先生对你收集民歌这件事一直是赞赏有加的，先生肯定是有他自己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你的看法我是赞同的，至于闻先生话里的深意，咱们找个时间咱们再请教就是了。”
虽然牟光坦用这些话开解刘兆吉，可这件事却让牟光坦心中的困惑更加严重了，好在在诗歌的道路上，他不是一个人，还有许多“同道中人”。
蒙自时“南湖诗社”里那一群爱诗的年轻人，到了昆明依然定期举办活动，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更名叫“高原文艺社”。因为昆明地处云贵高原，而对于社内大多数从北平、上海这些海拔低的地方去的同学们来说，“高原文艺社”可以说是十分恰如其分了。而高原文艺社中的成员，除了已经毕业的林蒲之外，还有周定一、赵瑞蕻、刘兆吉、向长清、陈士林、周贞一这群“南湖诗社”的故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西南联大到昆明后第一个学期开学没几日，“高原文艺社”的社员们就在昆华农校的一间大教室里举行了第一次社员大会，会上重申了“南湖诗社”时期便定下的几项原则，即以新文学创作为宗旨，以创作服务于抗战和反映现实的作品为主要方向，以崇高的艺术品位为追求。在大会上，向长清、刘兆吉被选为负责人，除了“南湖诗社”的老社员，大会上还有王佐良、杨周翰等新社员出席，之后又有何燕晖、于仅、邵森棣、陈登亿、周正仪、李延揆、杨苡等同学加入了进来。
“高原文艺社”的活动方式跟“南湖诗社”一样，出刊仍旧以壁报形式为主，每两星期出刊一次，社员将誊抄好的书稿贴在结实的牛皮纸上，再张贴在昆华农校教室的外墙上，供联大师生们品评观看。
赵瑞蕻几百行的长诗《永嘉籀园之梦》从蒙自海关张贴到了昆华农校，几百行的长诗整整贴了一面墙，让同学们佩服不已。而牟光坦昔日的诗作《古墙》、《野兽》、《我看》、《园》、《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等诗艺精湛、情感丰沛的作品也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后来高原文艺社的壁报每次刊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凑上去看，大有要把头挤破的架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