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感受到的最多的，是一种惊吓以及不知所措。
膨胀的军力可以通过提拔旧有军官进行掌控。但面对那些赶着趟的前来投靠他的冀州各郡国，公孙度着实有些措手不及，夹带中的人才储备不足，名气的缺乏，使得公孙度在对待各地郡国的示好时，有些少见的迟疑。
还是多亏了幽州幕府中的王烈，以及新近的从事田丰等人的协助，几人细致入微对公孙度讲解各地郡国的形势，内部的势力派别，各个士人的才能底细，为公孙度的提拔任免提供了坚实基础。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公孙度更为深刻的了解了这时候的士人圈子如何运转，以及背后的运转逻辑。
简单来说，就是家族政治，一群拥有经典的老牌家族，通过一代代的政治投资，通过联姻、收徒、讲学等方式，在中央、地方上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资产。
而在田丰、王烈等人的举措中，公孙度渐渐看明白，这些人看重的不是任免士人的品行、才能，而是此人身后的政治价码，即此人所能动员的人脉、物资能力。
而公孙度所有的举动背后，都遵循着古老传统，即投桃报李，对向公孙度表明忠诚的家族加以重用，对反对的加以打击，以及利益交换，通过公孙度所能给予的官职、大姓在地方上的经济特权等，换取大姓更为积极的投靠，更多的物资支援。
公孙第默默观察着，在看透了此时政治生活的本质后，他心中也终于明白了灵帝的无奈，面对这样的地方与中央交织的庞大士人势力，灵帝就算在洛阳折腾翻了天，又能奈何？
所有亡于内乱的亡国之君处境大多类似，让他们濒临灭国危机的，恰恰是维持他们皇权的那些势力。
就像练葵花宝典一般，想要变强，想要自救，就要先给自己来上一刀，为了那不可知的未来，要去承担着流血过多以及外伤感染的风险？
纵观历史，鲜有人主能做到。
而随着各地郡国归附公孙度的人数增加，这就相当于公孙度这个政治势力的股东人数变多，势力壮大的的同时，公孙度明显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束缚也在逐渐增多，来自各地的股东给予了公孙度别样的压力。
比起能够被公孙度如臂使指的辽地，刚刚并入公孙度旗下的冀州郡国，在公孙度个人感受下来，颇有种隔靴搔痒之感。
公孙度自己很清楚，他产生了这种感觉的原因很明确，在他与冀州郡国的百姓之间，隔了太多的权力中间商了。
但是那又如何，身边的僚属，带兵的将官，天下间的有识之士，早对此习以为常了，反倒是公孙度在辽东搞得那一套，在中原士人眼中，才是不成体统的荒唐之举。
心头隐隐泛起忧虑的同时，公孙度一边收降纳叛，一边带兵推进。
十一月下，公孙度与张辽于河间会师，在经受了黄巾军的残酷考验后，本地的豪族对公孙度的到来那是夹道欢迎，加上张郃的居中协调，河间国算是冀州境内除了渤海郡之外公孙度控制力最强的郡国了。
捷报频传，沿途城池无一抵抗，就在天下人以为冀州即将落入公孙度之手时，一场暗流正悄然积蓄。
话说袁绍，自那一日在桃水之畔想清楚切身厉害后，袁绍干脆的弃了大部军兵，只带少数骑兵扈从，凭借着队伍规模小，不为人注意的优势，潜伏避开了幽州军的哨探，迅速赶回了老巢邺城。
一路上袁绍沉默不语，愁眉不展，眼睛却闪耀着丝丝亮色，他时刻反省着自己的长短，以及此次战事的得失。
很快，袁绍就总结出了此战的心得，大军团作战不一定有好处，面对公孙度这般有定力，能守城，且对地方掌控力足够的诸侯，大军团很容易陷入拉锯战的泥潭里，继而因为在敌境作战，补给线遭袭而陷入崩溃。
其次便是袁绍苦于自己的骑兵数量不足，河北平原上的交锋，尽管他们在与公孙度的对决中不落下风，可公孙度仗着骑兵的机动优势，对袁绍大军造成的麻烦远非正面战场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