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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旅行期间她忽然跟我说，有时想到自己，毫无理想，无所追求，夜半醒来会大哭。
我说，我明白。现在我很奇怪的，会读那些创校和在校的老知识分子的书，像钱穆和劳思光。他们有知识分子承担的精神。也因为他们的承担精神，教育和感染，我们不是那些四处招摇开舞会的旧生，但我们会因为理想失落而大哭。
游最后还是离开了记者行业。我离开得比较早。卢也离开了。我们都曾相信新闻工作是我们的理想；不光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承担。当然实际工作的时候，成天不过在追追追，我笑说，好像登徒浪子，见到每一个人都约人吃午餐，一次不答应，约两次，一直约，约到有个对象说，你真有耐性，你约我吃午餐约了足足一年。最后我忘记了有否跟这个人吃午餐。吃了午餐也不一定有新闻。
到后来当记者变成人见人憎。我脸皮薄，我不觉得我是个好记者，想想不如边念个法律学位，边专心写小说。离开新闻工作后差不多一两年便出一本小说，算是勤劳。
有几年和忠很少见面，几个月才通一次电话，是我们认识以来，来往最少的日子。在学校里他低我们一级，但他爱凑着我和游和祖利安一起去看电影排队买艺术节的学生票出去拍照搅个乱拍乱贴的摄影展。我们夜里潜入新闻系的工作室冲晒裱照片，游喜欢吃花生酱，我们预备要通宵工作，所以就买了花生酱，从厕所窗口潜入工作室。因为校警巡逻，我们都很惊，就踩烂了厕所的厕纸架，人都跌下，打破了花生酱，漫得一室花生酱的香气。不知是否这样的缘故，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吃花生酱。总令我接近那一种充满想象和希望的心情。
忠比我们晚一年毕业，第一份工作也在无线电视，当助导，拍电视剧。他去日本读日文那两年，我去东京探过他一次，和他一起去京都。回来的时候我在往成田机场的火车上一直哭泣。没有甚么事情，大概只是感觉到时间的重量。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十九，他大概十七八岁。后来我在伦敦，他来看我，我们午夜十一时在我家附近找一间酒吧喝啤酒，零度左右，我穿一件灰长大衣。走了一个小时才放弃。那时才知道，原来英国的酒吧十一时就要关门。住在伦敦的时候，没甚么朋友，很少出去，晚上都在房子里看书看电视，生活很简静。
我们在紫线地车里谈王家卫的电影。他那时候想着开戏，大概也很快乐。我也想着我的小说，想着做大作家，也可以说得上快乐。
无论如何虚假，希望总令人快乐。
戏拍完了，放了好久无法公映，后来在湾仔的京都戏院，上映了一天。过了几年，他才说，友叛亲离。
我去了一间律师事务所上班，每天都给榨干榨净，下班后灰着脸都不说话，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友叛亲离。因为无话可说。开口埋怨会影响其它人。
他和一个他喜欢的导演合作，写剧本。导演说他，有乜咁大件事，拍得唔好咪拍第二部。我笑说，佢又讲得0岩播。每一次我灰心失望，他总是鼓励我：你走的路很难，但方向是正确的。
我做表演的时候，他来了看，两晚。演完以后，我很难过，和他说着我的过失。他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那里，下次做就可以改进。我说，也不知会否有下一次。做了这么多年人，唯一知道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没有侥幸，总是千锤百炼，非常难。
祖利安也有来看表演。最后一晚，他推开化妆室的门，我便大喊：好烦呀。他也喊：做乜喎。然后我想：我从来不用这样无礼的方式跟人招呼。但见到他我真的觉得好烦。一年级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老扯着我说话，是他累我给老师赶出课室的，上的课好像是“传播学导论”到四年级又因为谈话给老师赶出课室，大概也是跟他谈话。他声音高，人又嚣张，又老爱叮着我，将我当做假想敌，到今时今日仍叮着我不放，游笑说，你和祖利安是一生一世的了，他不会放过你的。我苦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不时会收到他的电话，尖声尖气的：黄碧云﹣呀，我系李志超﹣呀，你call我呀。我总像见鬼一样，哎呀的，但又会回他的电话，说，又做乜呀。他现在在城大教书，也拍电影，又买了楼，母亲得了个怪病。他母亲以前以为我是他女朋友，总会煲汤笼络我，但后来发觉搅错，就不大有汤好喝了。
四年级时和他吵过一次架。我是不大会吵架的人，高声说话会声震兼口窒。那次他和我争摄录机用，在技术员的房间吵着，老师在房间讲电话，因为我们很吵，就缩在一角按着耳朵讲电话。讲完电话就劝，大家同学，不好吵架。后来一样和他一起去看电影，看表演，在课室跟他传纸仔和谈话。
有一次做独立电影的冯美华找我，问：我在编一个香港独立电影的档案，你是否拍过一个倾城之恋？我奇道：你怎知道。她说，李志超说的。我说，老早扔了。
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我真的拍过这个戏么。记得好像只得二十分钟左右。我的白流苏毕了业后见过一两次，也没有来往。我记得我拍了那一场将蚊香盘踢到床下去。我叫她点了蚊香，火一划，在影带上留了一条缓慢的淡黄痕迹。我说，cue，她便将蚊香盘踏到床下去。没有对白。对白是我后来在录像室配上去的：她不觉得她在历史上有甚么微妙之处。她只是笑盈盈的，将蚊香盘踏到床下面去。这么多年了，对白我还记得。张爱玲的小说老早扔了，但其实已在脑海里面，无论我如何撇清。
这场戏是在我姊家里拍的。我姊后来生癌，病了一年，割掉了声带和喉咙的一小截。我还活着。看来还可以。祖利安会再找我的。我艰难的时候会跟忠说着话，我知道他会很有耐性的听着我。要打一个电话给游，问她看了“波萝油王子”没有：那是一部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的电影。很悲伤。要跟她说，昨天我去一个演讲会，有个五十多岁的清瘪男子来要签名，我奇怪因为我的读者通常比较年轻。男子拿了一本q仔的书给我签名，因为是我写的序。q仔破了产以后我也没找他，因为他炒股票输了的时候我找过他，他对我很冷淡，我就没找他了。做完演讲我便打电话给q仔，说有这么一个读者。我想见见你。我说。我们都老了，不知还能见得多少次。晚上我们见了面，他说了四个小时的话，破了产还开着一架宝马。他说是向法庭争回来的，他向法官说，我伤残，要用车。法官说你不必开宝马。后来补了钱，才可以开一架宝马。没事业也没钱，但我心情比我有一千万的时候好。他说。他是港大毕业生，江说的，最优秀的马克思份子。他说，从前的朋友都没来往了，没甚么好说。
他说有来看我表演。破了产，没甚么好做，在报上读到有关我的消息，想想很久没有见过我，就来看我表演。我倒没见到他。
其实我应该早一点找他的，只是我心存狷介。
又在地铁站碰到雄仔。他还好，变成年轻人的偶像。
我要开始做我下一本小说的有关阅读。九月回西维尔将舞跳好。明年去伊朗看看。回来如果可以，找一份散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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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明白。现在我很奇怪的，会读那些创校和在校的老知识分子的书，像钱穆和劳思光。他们有知识分子承担的精神。也因为他们的承担精神，教育和感染，我们不是那些四处招摇开舞会的旧生，但我们会因为理想失落而大哭。
游最后还是离开了记者行业。我离开得比较早。卢也离开了。我们都曾相信新闻工作是我们的理想；不光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承担。当然实际工作的时候，成天不过在追追追，我笑说，好像登徒浪子，见到每一个人都约人吃午餐，一次不答应，约两次，一直约，约到有个对象说，你真有耐性，你约我吃午餐约了足足一年。最后我忘记了有否跟这个人吃午餐。吃了午餐也不一定有新闻。
到后来当记者变成人见人憎。我脸皮薄，我不觉得我是个好记者，想想不如边念个法律学位，边专心写小说。离开新闻工作后差不多一两年便出一本小说，算是勤劳。
有几年和忠很少见面，几个月才通一次电话，是我们认识以来，来往最少的日子。在学校里他低我们一级，但他爱凑着我和游和祖利安一起去看电影排队买艺术节的学生票出去拍照搅个乱拍乱贴的摄影展。我们夜里潜入新闻系的工作室冲晒裱照片，游喜欢吃花生酱，我们预备要通宵工作，所以就买了花生酱，从厕所窗口潜入工作室。因为校警巡逻，我们都很惊，就踩烂了厕所的厕纸架，人都跌下，打破了花生酱，漫得一室花生酱的香气。不知是否这样的缘故，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吃花生酱。总令我接近那一种充满想象和希望的心情。
忠比我们晚一年毕业，第一份工作也在无线电视，当助导，拍电视剧。他去日本读日文那两年，我去东京探过他一次，和他一起去京都。回来的时候我在往成田机场的火车上一直哭泣。没有甚么事情，大概只是感觉到时间的重量。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十九，他大概十七八岁。后来我在伦敦，他来看我，我们午夜十一时在我家附近找一间酒吧喝啤酒，零度左右，我穿一件灰长大衣。走了一个小时才放弃。那时才知道，原来英国的酒吧十一时就要关门。住在伦敦的时候，没甚么朋友，很少出去，晚上都在房子里看书看电视，生活很简静。
我们在紫线地车里谈王家卫的电影。他那时候想着开戏，大概也很快乐。我也想着我的小说，想着做大作家，也可以说得上快乐。
无论如何虚假，希望总令人快乐。
戏拍完了，放了好久无法公映，后来在湾仔的京都戏院，上映了一天。过了几年，他才说，友叛亲离。
我去了一间律师事务所上班，每天都给榨干榨净，下班后灰着脸都不说话，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友叛亲离。因为无话可说。开口埋怨会影响其它人。
他和一个他喜欢的导演合作，写剧本。导演说他，有乜咁大件事，拍得唔好咪拍第二部。我笑说，佢又讲得0岩播。每一次我灰心失望，他总是鼓励我：你走的路很难，但方向是正确的。
我做表演的时候，他来了看，两晚。演完以后，我很难过，和他说着我的过失。他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那里，下次做就可以改进。我说，也不知会否有下一次。做了这么多年人，唯一知道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没有侥幸，总是千锤百炼，非常难。
祖利安也有来看表演。最后一晚，他推开化妆室的门，我便大喊：好烦呀。他也喊：做乜喎。然后我想：我从来不用这样无礼的方式跟人招呼。但见到他我真的觉得好烦。一年级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老扯着我说话，是他累我给老师赶出课室的，上的课好像是“传播学导论”到四年级又因为谈话给老师赶出课室，大概也是跟他谈话。他声音高，人又嚣张，又老爱叮着我，将我当做假想敌，到今时今日仍叮着我不放，游笑说，你和祖利安是一生一世的了，他不会放过你的。我苦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不时会收到他的电话，尖声尖气的：黄碧云﹣呀，我系李志超﹣呀，你call我呀。我总像见鬼一样，哎呀的，但又会回他的电话，说，又做乜呀。他现在在城大教书，也拍电影，又买了楼，母亲得了个怪病。他母亲以前以为我是他女朋友，总会煲汤笼络我，但后来发觉搅错，就不大有汤好喝了。
四年级时和他吵过一次架。我是不大会吵架的人，高声说话会声震兼口窒。那次他和我争摄录机用，在技术员的房间吵着，老师在房间讲电话，因为我们很吵，就缩在一角按着耳朵讲电话。讲完电话就劝，大家同学，不好吵架。后来一样和他一起去看电影，看表演，在课室跟他传纸仔和谈话。
有一次做独立电影的冯美华找我，问：我在编一个香港独立电影的档案，你是否拍过一个倾城之恋？我奇道：你怎知道。她说，李志超说的。我说，老早扔了。
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我真的拍过这个戏么。记得好像只得二十分钟左右。我的白流苏毕了业后见过一两次，也没有来往。我记得我拍了那一场将蚊香盘踢到床下去。我叫她点了蚊香，火一划，在影带上留了一条缓慢的淡黄痕迹。我说，cue，她便将蚊香盘踏到床下去。没有对白。对白是我后来在录像室配上去的：她不觉得她在历史上有甚么微妙之处。她只是笑盈盈的，将蚊香盘踏到床下面去。这么多年了，对白我还记得。张爱玲的小说老早扔了，但其实已在脑海里面，无论我如何撇清。
这场戏是在我姊家里拍的。我姊后来生癌，病了一年，割掉了声带和喉咙的一小截。我还活着。看来还可以。祖利安会再找我的。我艰难的时候会跟忠说着话，我知道他会很有耐性的听着我。要打一个电话给游，问她看了“波萝油王子”没有：那是一部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的电影。很悲伤。要跟她说，昨天我去一个演讲会，有个五十多岁的清瘪男子来要签名，我奇怪因为我的读者通常比较年轻。男子拿了一本q仔的书给我签名，因为是我写的序。q仔破了产以后我也没找他，因为他炒股票输了的时候我找过他，他对我很冷淡，我就没找他了。做完演讲我便打电话给q仔，说有这么一个读者。我想见见你。我说。我们都老了，不知还能见得多少次。晚上我们见了面，他说了四个小时的话，破了产还开着一架宝马。他说是向法庭争回来的，他向法官说，我伤残，要用车。法官说你不必开宝马。后来补了钱，才可以开一架宝马。没事业也没钱，但我心情比我有一千万的时候好。他说。他是港大毕业生，江说的，最优秀的马克思份子。他说，从前的朋友都没来往了，没甚么好说。
他说有来看我表演。破了产，没甚么好做，在报上读到有关我的消息，想想很久没有见过我，就来看我表演。我倒没见到他。
其实我应该早一点找他的，只是我心存狷介。
又在地铁站碰到雄仔。他还好，变成年轻人的偶像。
我要开始做我下一本小说的有关阅读。九月回西维尔将舞跳好。明年去伊朗看看。回来如果可以，找一份散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