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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老挝问题专家，采取这种方式，你们看好不好？”
胡志明和黄文欢频频点头。年轻的凯山丰威汉底气十足地应了声：“好！”一辛宫春副总理刚在沙发上霭匹，便吸燃一支“中华”香烟。他烟庞大手指熏得焦黄。一股淡淡的轻烟在西前弥漫开，目光几烟雾中亲切地望着段苏权：。在东北地区工作时。
他与段苏权就很熟悉。他没有架子，谦虚谨慎，有高度的修养。说话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苏权同志，你们到老挝去，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那里的问题是缺乏阶级分析，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有没有地主阶级？没有地主总有奴隶主，有奴隶吧？根据他们的报告来看，可以肯定老挝是有阶级分化的，阶级斗争也是尖锐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老挝何以有这么多右派头子和土匪头子！”
段苏权一边记录，一边轻轻点头。
“不搞阶级分析，就无法确定革命的对象；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毛主席首先就是搞社会调查，解决革命的这一首要问题。有了阶级分析，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有可能坚持自力更生，以及形成拳头打歼灭战！”
李富春阅历广，经验丰富。他有军队工作经验：北伐战争时，他便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6军的党代表，配合军长程潜将军为北伐做出重要贡献。红军时期，他曾担任过总政治部副主任，又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他还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在中央苏区时，他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是根据地建设的模范。在延安他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配合陈云同志抓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建国后又在中财委任副主任，有经济建设的经验。老同志们都称他为全才。
李富春工作勤奋细致，善于抓重点、抓本质、抓要害。
对于老挝革命，他紧紧抓住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对段苏权提出要求和希望：“老挝有的同志认为老挝不存在阶级，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老挝日前进行的是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是第一位，民主改革是第二位。但民主改革是进行革命战争的基础，这一条不能不看到。你们要深入下去，抓住一两个村子进行充分的调查，提出意见。但是决定政策要告老挝同志，这是一个原则”段苏权点头：“革命最终还是靠自己。”
“你去老挝，”李富春续燃一支烟，加重语气：“不要只知老挝，甚至只知桑怒。这是国际一盘棋。”李富春做个手势：“所以，要有战略头脑，要有极强的政策观念。”
这几句活有分量，那一刻似乎有颗地球仪在将军脑子里旋转起来。他想到“瓶塞”想到“大门”想到“东南亚”
想到“两种制度”两大阵营”想到“日内瓦协议”想到国际政治斗争这种高屋建瓴的指示，甚至要在几年的实践中去体验、摸索、领会。
段苏权就坐在办公室里终夜思考这些问题三座门——位于景山附近的一个普通地名。若没有青砖墙围拱起的那座院落，它将是北京千万个地名中毫不起眼的一处。即使居住多年的“老北京”也可能面对问路人茫然不知所在。但是，当指挥着世界上最为宠大的一支军队的中央军委办公厅设进这所院落后“三座门”便以无法计数的频率被连续输入各国军事情报机关的电脑。
夕阳西下，余晖缥缈。军委办公厅一间铺设紫红地毯的小会议室里，转圈摆满沙发，坐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等党、政、军要害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
老挝问题中央小组会议正在进行。
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听过一般情况讨论，将茶杯放于茶几，身体向沙发靠背仰去，转脸望住段苏权：“苏权同志，这是一场大戏，要成龙配套。你也是个唱主角的，下面是不是请你谈谈想法？”
段苏权一直在静听默想。熟悉他的老同志都说：苏权这个人，年轻时候是个闯将，血性、激动、“闻声而起、敢冲敢拼敢于冒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壮年之后，那种血性和冲动便转换成一种深思熟虑、冷静持重的成熟的美。
他缓缓掀起限皮，不慌不忙望一眼副总参谋长。
这位副总参谋长方额阔脸，体态结实匀称，可说是一表人材。素以“勇冠三军”而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无论大渡河还是腊子口，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又有非凡的记忆力。十几年后，当美国人为了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来中国采访时，对这位将军的记忆力叹为观止。他可以说清行军的路线甚至每一个地名；他可以说清时间甚至当时的具体时刻；他可以说清参战双方的部队甚至所有重要的当事者姓名。都是亲身经历。而且立于风口浪尖。也难怪人称他是“活地图”“活字典”
杨得志、杨勇、杨成武，并称“三杨”曾是全军全国人民熟知的我军三员虎将。
抗日战争中，杨成武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以战功卓著而深得聂荣臻元帅的喜爱。他又能写文章，又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知识丰富，被战友誉为“文韬武略，精明强悍”就连骁勇善战又桀傲不驯的黄永胜提起这位一分区司令员，也不无三分敬服七分嫉妒，对他新调来的一位团长说：“他妈的，杨成武能打，有办法。一分区就是他说了算。咱们三分区不行，我说了不算，三分区政委王平说了算。”
段苏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曾与杨成武同在晋察冀工作，彼此相交已久，心心相映。这次秘密出使老挝，设在总参的中央老挝问题工作小组又有这位老战友、老上级参加，对以后开展工作，无疑是一个有利条件。
“1962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军队撤出老挝。在美国压力下，中立派开始分化。富马、贡勒等倒向右派。土匪猖獗，内地被分割。看趋势，富马在琅勃拉邦、万象是培萨纳尼空，富米是沙湾纳吉，文翁是占巴塞。为了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根据中央指示，有五个问题必须解决。”段苏权开始发言。
“一条条讲。”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抓了一支笔，点头示意。
“第一，关于拳头的问题。军队是建制分散还是逐步形成主力，形成拳头？是保持统一战线式的军队还是从内容上根本改造旧军队，逐步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级武装制？”
与会者有的静听，有的点头附和。有的匆匆记录。
“第二，根据地问题，他们过去是打到哪里，那里就是根据地。军队走了，根据地就没了，不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
杨成武点头插话：“主席谈到老挝问题时，也讲了五条：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少数民族和自力更生。精神是一致的。”他主持总参工作15年，各方面情况都很熟。
“第三，打歼灭战的问题。现在是打跑就算赢，不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老挝来的同志有介绍，打仗不打人，双方朝天放。打死人是误伤。枪声大的就赢了，枪声小的就撤了。撤回去组织力量再来比。这不行。”有工作人员嘟哝。
有人无声地笑。有人解释：“这种情况虽然有，不是主流。同外国侵略者作战就英勇得很，他们有长期抗法武装斗争的传统和基矗”“把群众发动起来，建党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能形成拳头打歼灭战。”段苏权继续讲下去：“还有自力更生问题。外援是必要的，但要受到交通条件、敌人封锁破坏等客观条件限制。依赖思想不能有，说到底还得自己解放自己，这条还得跟老挝同志讲解清楚。”
姬鹏飞朝烟缸里磕磕烟灰，慢条斯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打游击，连粮食问题自己也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装备部部长咳一声嗓子，接过话来讲：“主席曾指示，哪里搞革命就向哪里援助。总理根据主席这一思想，明确了四点：一、援助是为了支援受援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二、援助要促使其自力更生，不要使对方养成依赖思想”会议室里静了许多。段苏权在那一刻想了许多。
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毛主席坚持国际主义精神无疑是对的。但做为中国政府的“当家人”周恩来不能不更实际，想得更全面更具体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团难。
一次，周恩来同一位受援国的领导人经过艰苦谈判，说定了3亿元的援款。受援国已经很满意，当毛泽东接见时，听说给3亿，便讲：“太少了，我们随便扫扫仓库底子也够了。”
就这么一句话。援额便翻了番。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手紧的。中国还很穷，搞起这点家底子不容易。必须有求实的精神。在援外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嘴紧手紧，极其珍惜中国人民靠艰苦创业积聚的财富。比如，有次老挝提出增援2000支枪，邓小平在掌握实际情况后，认为1000支足够，便卡下1000支。又比如，老挝方面提出援建一条公路，邓小平根据斗争实际及我们国家的情况将这个请求推后了。
这种实事求是为中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邓小平的“罪状”因此而受到批判和指责。康生在1967年8月23日钩鱼台8号楼里召开的一次援老工作会议上说：“我总觉得对老挝（援助）卡得太紧。
是过去邓小平的思想流毒。”“对老援助要积极、适用。过去邓小平插了一手，卡得很紧。他们反帝就要积极支持”在8月15日还曾讲：“邓小平对老挝援助是形左实右要2000多支步枪只给1000多。过去这个账算在彭绍辉头上，实际上是雷英夫”实际情况如何呢？
对于军队不足3万的寮国战斗部队，从1960年到1966年，中国给予的无偿援助总金额达5656万元。这还不含给富马的673万元（是在富马倒向右派集团前提供的）。
一位参加过抗美援老，当年在老挝参战两年，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后勤部副部长的龚利军，他在回顾与老挝人民共同战斗的许多美好往事和友谊时，也不无遗憾他讲过这样几件事：老挝军人和我们关系非常亲密友好，但也有件事挺让我不解。就是他们有个习惯，受打枪玩。动不动就朝天朝山朝树上打几梭子过瘾，比小孩放鞭炮还随便。当年咱们抗日打老蒋，别说放空枪玩了，就是见了敌人也下许乱开枪呀。就那么几颗子弹，不打则已，打出去就得咬住肉。三颗子弹没消灭一个敌人那是要受批的呀。三颗子弹打出去能有缴获。
赚回更多枪和子弹才是好样的，不然军队怎么发展怎么继续打仗？唉，他们来得容易，枪支子弹就不当回事。
咱们援助老挝的都是南京产的“跃进”牌卡车，这种车适应南方的复杂气象和地理环境。我们去接老挝客人，开小车他们不高兴，以为瞧不起人。要大车。开卡车去接，他们高兴了。大车比小车威风“高级”站在大卡车上威风凛凛很开心。不过，他们从来不修车。一辆新车送到手，开上就跑。开到出了毛病，车发动不起来或轮子坏了，不管大毛病小毛病，就地一扔再要辆新的开。
1968年我们援建老挝，修公路。使用的都是国内最先进的机器。有的甚至国内重点工程求都求不来。成本好高啊，用10元的票子铺路面，铺满了都铺不完。单说沥青吧。
我们国内有的是，但阿尔巴尼亚有困难，沥青卖不出去，积压，经济有困难。我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自己沥青再便宜也不用。买了阿尔巴尼亚的沥青，用飞机运到老挝来筑路，解决了阿尔巴尼亚的困难，也支援了老挝。我们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是做出了可贵的牺牲和贡献的我参观过老挝村里县里的商店，除了当地的食品特产，几乎所有日用商品都是中国援助提供的。
一阵饮茶声之后，总参装备部部长放下茶杯，继续会议发言：“我们的对外军援分为三类：一类被援助国家，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有。甚至我军尚未配置的装备也先给他们；二类被援助国家也是有求必应，根据我们的可能；三类被援助国家则要看看他们的具体政治动向策略性很强。”
段苏权问：“老挝地处前沿，看来属一类数？”
装备部长没有回答，合起笔记本，郑重说：“不过，中央要求驻外军事代表；第一，口要紧，要体谅国内困难，不要随便答复对方要求；更不要替对方搞大方案，要留有余地。第二，拟定的方案必须切实可行。第三，对受援国军需装备的消耗定额。维修保养能力要心中有数”段苏权放下记录笔，继续自己的发言，从具体形势分析，讲坚持“持久战”的问题：“如果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搞得好，国际形势又朝着有利于老挝革命的方向发展，斗争过程可能相对短些，否则将要拖长。无论出现什么形势，甚至爆发世界大战，老挝都必须独立地坚持长期的根据地斗争。”
姬鹏飞轻轻点头：“斗争是长期的。老挝根据地建设差，过去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不移。”
副总参谋长做个手势：“你们先调查研究，情况熟悉后。
争取能帮助他们打歼灭战，帮助他们发动群众和建党建军。”
杨成武喝口茶，对他的老战友一笑：“不要指望一帆凤顺，要让人家接受意见，首先要同人家搞好关系，让人家感到是同志式的。”
一文一武交替作指示。姬鹏飞接着说：“我们驻万象使馆的斗争，除服从我国的外交方针外，还应该配合根据地的斗争。”
杨成武强调：“桑怒工作组不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驻外使馆，但是按独立使馆的待遇。”他将两只手一按一抬：“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
姬鹏飞笑着指指段苏权：“你们要知道的情况。使馆不一定都需要知道。使馆需要的情况，你们都要知道哟。”
段苏权轻轻聚拢双眉，肩上似乎又增了几分压力。等待他的不是外文场合通常所有的香槟咖啡，觞筹交错，而是一场艰苦、复杂、秘密的战斗
你是老挝问题专家，采取这种方式，你们看好不好？”
胡志明和黄文欢频频点头。年轻的凯山丰威汉底气十足地应了声：“好！”一辛宫春副总理刚在沙发上霭匹，便吸燃一支“中华”香烟。他烟庞大手指熏得焦黄。一股淡淡的轻烟在西前弥漫开，目光几烟雾中亲切地望着段苏权：。在东北地区工作时。
他与段苏权就很熟悉。他没有架子，谦虚谨慎，有高度的修养。说话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苏权同志，你们到老挝去，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那里的问题是缺乏阶级分析，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有没有地主阶级？没有地主总有奴隶主，有奴隶吧？根据他们的报告来看，可以肯定老挝是有阶级分化的，阶级斗争也是尖锐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老挝何以有这么多右派头子和土匪头子！”
段苏权一边记录，一边轻轻点头。
“不搞阶级分析，就无法确定革命的对象；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毛主席首先就是搞社会调查，解决革命的这一首要问题。有了阶级分析，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有可能坚持自力更生，以及形成拳头打歼灭战！”
李富春阅历广，经验丰富。他有军队工作经验：北伐战争时，他便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6军的党代表，配合军长程潜将军为北伐做出重要贡献。红军时期，他曾担任过总政治部副主任，又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他还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在中央苏区时，他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是根据地建设的模范。在延安他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配合陈云同志抓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建国后又在中财委任副主任，有经济建设的经验。老同志们都称他为全才。
李富春工作勤奋细致，善于抓重点、抓本质、抓要害。
对于老挝革命，他紧紧抓住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对段苏权提出要求和希望：“老挝有的同志认为老挝不存在阶级，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老挝日前进行的是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是第一位，民主改革是第二位。但民主改革是进行革命战争的基础，这一条不能不看到。你们要深入下去，抓住一两个村子进行充分的调查，提出意见。但是决定政策要告老挝同志，这是一个原则”段苏权点头：“革命最终还是靠自己。”
“你去老挝，”李富春续燃一支烟，加重语气：“不要只知老挝，甚至只知桑怒。这是国际一盘棋。”李富春做个手势：“所以，要有战略头脑，要有极强的政策观念。”
这几句活有分量，那一刻似乎有颗地球仪在将军脑子里旋转起来。他想到“瓶塞”想到“大门”想到“东南亚”
想到“两种制度”两大阵营”想到“日内瓦协议”想到国际政治斗争这种高屋建瓴的指示，甚至要在几年的实践中去体验、摸索、领会。
段苏权就坐在办公室里终夜思考这些问题三座门——位于景山附近的一个普通地名。若没有青砖墙围拱起的那座院落，它将是北京千万个地名中毫不起眼的一处。即使居住多年的“老北京”也可能面对问路人茫然不知所在。但是，当指挥着世界上最为宠大的一支军队的中央军委办公厅设进这所院落后“三座门”便以无法计数的频率被连续输入各国军事情报机关的电脑。
夕阳西下，余晖缥缈。军委办公厅一间铺设紫红地毯的小会议室里，转圈摆满沙发，坐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等党、政、军要害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
老挝问题中央小组会议正在进行。
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听过一般情况讨论，将茶杯放于茶几，身体向沙发靠背仰去，转脸望住段苏权：“苏权同志，这是一场大戏，要成龙配套。你也是个唱主角的，下面是不是请你谈谈想法？”
段苏权一直在静听默想。熟悉他的老同志都说：苏权这个人，年轻时候是个闯将，血性、激动、“闻声而起、敢冲敢拼敢于冒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壮年之后，那种血性和冲动便转换成一种深思熟虑、冷静持重的成熟的美。
他缓缓掀起限皮，不慌不忙望一眼副总参谋长。
这位副总参谋长方额阔脸，体态结实匀称，可说是一表人材。素以“勇冠三军”而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无论大渡河还是腊子口，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又有非凡的记忆力。十几年后，当美国人为了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来中国采访时，对这位将军的记忆力叹为观止。他可以说清行军的路线甚至每一个地名；他可以说清时间甚至当时的具体时刻；他可以说清参战双方的部队甚至所有重要的当事者姓名。都是亲身经历。而且立于风口浪尖。也难怪人称他是“活地图”“活字典”
杨得志、杨勇、杨成武，并称“三杨”曾是全军全国人民熟知的我军三员虎将。
抗日战争中，杨成武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以战功卓著而深得聂荣臻元帅的喜爱。他又能写文章，又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知识丰富，被战友誉为“文韬武略，精明强悍”就连骁勇善战又桀傲不驯的黄永胜提起这位一分区司令员，也不无三分敬服七分嫉妒，对他新调来的一位团长说：“他妈的，杨成武能打，有办法。一分区就是他说了算。咱们三分区不行，我说了不算，三分区政委王平说了算。”
段苏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曾与杨成武同在晋察冀工作，彼此相交已久，心心相映。这次秘密出使老挝，设在总参的中央老挝问题工作小组又有这位老战友、老上级参加，对以后开展工作，无疑是一个有利条件。
“1962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军队撤出老挝。在美国压力下，中立派开始分化。富马、贡勒等倒向右派。土匪猖獗，内地被分割。看趋势，富马在琅勃拉邦、万象是培萨纳尼空，富米是沙湾纳吉，文翁是占巴塞。为了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根据中央指示，有五个问题必须解决。”段苏权开始发言。
“一条条讲。”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抓了一支笔，点头示意。
“第一，关于拳头的问题。军队是建制分散还是逐步形成主力，形成拳头？是保持统一战线式的军队还是从内容上根本改造旧军队，逐步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级武装制？”
与会者有的静听，有的点头附和。有的匆匆记录。
“第二，根据地问题，他们过去是打到哪里，那里就是根据地。军队走了，根据地就没了，不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
杨成武点头插话：“主席谈到老挝问题时，也讲了五条：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少数民族和自力更生。精神是一致的。”他主持总参工作15年，各方面情况都很熟。
“第三，打歼灭战的问题。现在是打跑就算赢，不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老挝来的同志有介绍，打仗不打人，双方朝天放。打死人是误伤。枪声大的就赢了，枪声小的就撤了。撤回去组织力量再来比。这不行。”有工作人员嘟哝。
有人无声地笑。有人解释：“这种情况虽然有，不是主流。同外国侵略者作战就英勇得很，他们有长期抗法武装斗争的传统和基矗”“把群众发动起来，建党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能形成拳头打歼灭战。”段苏权继续讲下去：“还有自力更生问题。外援是必要的，但要受到交通条件、敌人封锁破坏等客观条件限制。依赖思想不能有，说到底还得自己解放自己，这条还得跟老挝同志讲解清楚。”
姬鹏飞朝烟缸里磕磕烟灰，慢条斯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打游击，连粮食问题自己也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装备部部长咳一声嗓子，接过话来讲：“主席曾指示，哪里搞革命就向哪里援助。总理根据主席这一思想，明确了四点：一、援助是为了支援受援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二、援助要促使其自力更生，不要使对方养成依赖思想”会议室里静了许多。段苏权在那一刻想了许多。
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毛主席坚持国际主义精神无疑是对的。但做为中国政府的“当家人”周恩来不能不更实际，想得更全面更具体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团难。
一次，周恩来同一位受援国的领导人经过艰苦谈判，说定了3亿元的援款。受援国已经很满意，当毛泽东接见时，听说给3亿，便讲：“太少了，我们随便扫扫仓库底子也够了。”
就这么一句话。援额便翻了番。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手紧的。中国还很穷，搞起这点家底子不容易。必须有求实的精神。在援外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嘴紧手紧，极其珍惜中国人民靠艰苦创业积聚的财富。比如，有次老挝提出增援2000支枪，邓小平在掌握实际情况后，认为1000支足够，便卡下1000支。又比如，老挝方面提出援建一条公路，邓小平根据斗争实际及我们国家的情况将这个请求推后了。
这种实事求是为中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邓小平的“罪状”因此而受到批判和指责。康生在1967年8月23日钩鱼台8号楼里召开的一次援老工作会议上说：“我总觉得对老挝（援助）卡得太紧。
是过去邓小平的思想流毒。”“对老援助要积极、适用。过去邓小平插了一手，卡得很紧。他们反帝就要积极支持”在8月15日还曾讲：“邓小平对老挝援助是形左实右要2000多支步枪只给1000多。过去这个账算在彭绍辉头上，实际上是雷英夫”实际情况如何呢？
对于军队不足3万的寮国战斗部队，从1960年到1966年，中国给予的无偿援助总金额达5656万元。这还不含给富马的673万元（是在富马倒向右派集团前提供的）。
一位参加过抗美援老，当年在老挝参战两年，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后勤部副部长的龚利军，他在回顾与老挝人民共同战斗的许多美好往事和友谊时，也不无遗憾他讲过这样几件事：老挝军人和我们关系非常亲密友好，但也有件事挺让我不解。就是他们有个习惯，受打枪玩。动不动就朝天朝山朝树上打几梭子过瘾，比小孩放鞭炮还随便。当年咱们抗日打老蒋，别说放空枪玩了，就是见了敌人也下许乱开枪呀。就那么几颗子弹，不打则已，打出去就得咬住肉。三颗子弹没消灭一个敌人那是要受批的呀。三颗子弹打出去能有缴获。
赚回更多枪和子弹才是好样的，不然军队怎么发展怎么继续打仗？唉，他们来得容易，枪支子弹就不当回事。
咱们援助老挝的都是南京产的“跃进”牌卡车，这种车适应南方的复杂气象和地理环境。我们去接老挝客人，开小车他们不高兴，以为瞧不起人。要大车。开卡车去接，他们高兴了。大车比小车威风“高级”站在大卡车上威风凛凛很开心。不过，他们从来不修车。一辆新车送到手，开上就跑。开到出了毛病，车发动不起来或轮子坏了，不管大毛病小毛病，就地一扔再要辆新的开。
1968年我们援建老挝，修公路。使用的都是国内最先进的机器。有的甚至国内重点工程求都求不来。成本好高啊，用10元的票子铺路面，铺满了都铺不完。单说沥青吧。
我们国内有的是，但阿尔巴尼亚有困难，沥青卖不出去，积压，经济有困难。我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自己沥青再便宜也不用。买了阿尔巴尼亚的沥青，用飞机运到老挝来筑路，解决了阿尔巴尼亚的困难，也支援了老挝。我们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是做出了可贵的牺牲和贡献的我参观过老挝村里县里的商店，除了当地的食品特产，几乎所有日用商品都是中国援助提供的。
一阵饮茶声之后，总参装备部部长放下茶杯，继续会议发言：“我们的对外军援分为三类：一类被援助国家，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有。甚至我军尚未配置的装备也先给他们；二类被援助国家也是有求必应，根据我们的可能；三类被援助国家则要看看他们的具体政治动向策略性很强。”
段苏权问：“老挝地处前沿，看来属一类数？”
装备部长没有回答，合起笔记本，郑重说：“不过，中央要求驻外军事代表；第一，口要紧，要体谅国内困难，不要随便答复对方要求；更不要替对方搞大方案，要留有余地。第二，拟定的方案必须切实可行。第三，对受援国军需装备的消耗定额。维修保养能力要心中有数”段苏权放下记录笔，继续自己的发言，从具体形势分析，讲坚持“持久战”的问题：“如果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搞得好，国际形势又朝着有利于老挝革命的方向发展，斗争过程可能相对短些，否则将要拖长。无论出现什么形势，甚至爆发世界大战，老挝都必须独立地坚持长期的根据地斗争。”
姬鹏飞轻轻点头：“斗争是长期的。老挝根据地建设差，过去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不移。”
副总参谋长做个手势：“你们先调查研究，情况熟悉后。
争取能帮助他们打歼灭战，帮助他们发动群众和建党建军。”
杨成武喝口茶，对他的老战友一笑：“不要指望一帆凤顺，要让人家接受意见，首先要同人家搞好关系，让人家感到是同志式的。”
一文一武交替作指示。姬鹏飞接着说：“我们驻万象使馆的斗争，除服从我国的外交方针外，还应该配合根据地的斗争。”
杨成武强调：“桑怒工作组不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驻外使馆，但是按独立使馆的待遇。”他将两只手一按一抬：“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
姬鹏飞笑着指指段苏权：“你们要知道的情况。使馆不一定都需要知道。使馆需要的情况，你们都要知道哟。”
段苏权轻轻聚拢双眉，肩上似乎又增了几分压力。等待他的不是外文场合通常所有的香槟咖啡，觞筹交错，而是一场艰苦、复杂、秘密的战斗